Joschka Fischer und Genscher über Tibet / China

菲舍爾："北京的權力和西藏的未來"

菲舍爾在時代周報上發表的文章叫"北京的權力和西藏的未來"（Pekings Macht und Tibets Zukunft）。他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是個上升的世界大國，"明天或最遲後天"將成為世界上佔統治地位的經濟大國。但它為什麼解決不了西藏問題呢？他的看法是，因為在西藏人眼裡，中國的政策沒有"可接受性"（Legetimitaet，直譯為"合法性"。他解釋道，即沒有"獲得贊同的能力"）。因為跟以前不同的是，現在光靠權力是不能達到足夠的可接受性的。他認為，俄羅斯在高加索、美國在伊拉克，中國在西藏都獲得了這方面的經驗，"壓倒性的權力可以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迫使平靜存在，但沒有參與者的贊同為基礎的政治解決方案，被壓制的衝突會不斷重新地以暴力形式爆發。"

他認為，中國的政策搞的是文化上的「同化」（Assimilierung），從這個意義上"摧毀了"西藏文化和個性。中國領導人應該清楚，這樣的政策是沒有解決爭端的，"只有把中國的領土完整原則跟西藏的高度自治結合起來"才能解決西藏問題。

菲舍爾說，中國領導人和達賴喇嘛一樣清楚這個問題，但有三個原因阻礙了中國領導人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原因之一，中國領導人擔心一個高度自治的西藏將實行的民主制度會帶來"土石流效應"，也就是說，全國都要求充分的民主。

原因之二，中國領導人擔心在西藏問題上的充分讓步會危及中國的統一和完整，首先涉及的是新疆和台灣。而且，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當時不僅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的，同時也是推翻歐洲和日本壓迫大山的民族革命。而中國始終把西藏問題看成是歷史上西方侵略政策遺留問題，而西藏流亡政府是外國強權的工具。一旦讓步，中國領導人擔心會被國內視為背叛毛澤東的民族觀，導致政權不穩。

原因之三，中國有大量內部問題，要使內部問題不至於爆炸，中國就長期地需要平均10％的經濟增長率。但是，"假如這個必需的高增長率不再能夠得到保證呢？"貧富差距、東西部差距、污染問題、腐敗問題等，一旦無法控制民眾的情緒（在民主化的基礎上），就會爆炸，引起國家的嚴重不穩。

菲舍爾接下來是這樣說明他為什麼反對對中國採取抵制措施的："中國太大，太強，以至於它不可能被外部強迫採取某種行為。它太重要，以至它的鄰國及亞洲和世界上的國際夥伴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國家陷入越來越大的內部矛盾中去。抵制不能幫助中國提高看清問題的能力，反而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讓中國這個"未來全球超級大國"自己去平衡它內部的利益，在內部更加開放，才是符合全球"共同利益"的。"現代的中國無法避開展開深入的內部政治和社會改革的壓力。這些改革推遲到越晚，這個國家需要付出的代價就越大。"所以西方應該為中國進行內部改革"創造國際環境"，這才是符合西方利益的。而"西藏在這方面甚至可以成為一個好樣板。"因為，真正的自治既不妨礙國家的統一完整，也不妨礙它去克服內部的社會矛盾，成為一個多黨制的法制國家。"至少歐洲的經驗表明了這一點。"

根舍：" 但後來英國卻參加了"

德意志廣播電台以自民黨名譽主席、前外長根舍的一句話作為對他的採訪錄的標題："回過頭去看，這種做法當時沒能起任何作用。"（Rueckblickend gesehen hat das damals nichts bewirkt）。

根舍對1980年抵制莫斯科奧運會那段經歷的回顧是痛苦的，甚至含有抱怨。他說，那時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沒去，其中包括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英國首相柴契爾是第一個說的：對，不能到莫斯科去。但後來英國卻參加了。"

他說：我們當時顧慮到美國，做出了這個沉重的決定。他和當時的總理施密特經過了內心鬥爭，因為他們當時並不相信通過這麼一個抵制，通過把體育當成政治手段，可以讓事情（阿富汗問題）按他們的想法發生轉變。這種做法沒能起到任何作用。

後來，蘇聯是從阿富汗撤軍了，但那是出於其他原因，"它是蘇聯開放的過程，那是得到我們的政策的支持，甚至是我們促進了的。"他始終認為，要幫助哪裡的人，要使那裡發生最好的轉變，"正確的辦法是合作和對話。""我們必須跟中國對話，我們必須跟中國合作。"經濟界是這樣說的，這完全正確，為什麼體育界就不能這樣呢？他說，達賴喇嘛也反對抵制奧運，所以他認為"聯邦政府表示反對抵制是絕對正確的。"

根舍說，不能用體育來代替政治。"中國有了變化，而我們不能通過關閉我們自己來促進這個開放過程。"

記者提示說，聯邦總統克勒不是也不參加北京奧運的開幕式嗎？根舍說，我沒聽說聯邦總統取消了北京之行，聯邦總理和外交部長也一樣（意即：他們只是本來就沒打算去）。再說，不能把總統跟體育德等同看待。政府表示反對抵制北京奧運，"假如我今天是政府成員，我也同樣會這樣做，不僅是基於我們當時的經驗教訓。"

根舍回顧道，他在毛澤東去世後是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去中國的，那時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是完全無法相比的。中國對外國的批評當然是做了反應的，"這您也清楚地看到了，他們決定邀請記者前去，不管是怎麼個具體情況，但這畢竟豐富了人們對局勢的瞭解。"他認為，西方政界和新聞界的批評和推動是應該做的事情，但這跟體育無關。

記者說，西藏流亡者批評西方把經濟利益置於道德之上。根舍說："我不同意這個批評。"他說，政治上和經濟上今天的局面本身是對中國起作用的，即起著一種"體制開放作用"。他說，以前批評蘇東歐集團毫無作用，卻是在開始合作與對話後開始起作用了。"經濟利益不是具體企業的利益，13億中國人在世界經濟上獲得他們的份量，這是很重要的。但世界對中國來說也是有作用的，這也能為什麼這個國家發生了變化，為什麼它會開放。有意思的是，沒有任何國家（象中國這樣）送這麼多年輕人到國外去，去上學，去讀大學，然後他們全都返回自己的國家，應該他們期待著中國的發展，期待中國向著積極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信任預支，年輕人認識了西方的民主後，會把它給予自己的國家。而我們應該支持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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