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極權主義轉型之路 中共學到什麼？

(德國之聲中文網) 滕彪曾長年在中國國內推動維權活動，並於2005年與另外13名中國維權律師被《亞洲周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但他在多次營救遭中國異議人士後，於2008年起數度被中國政府逮捕，甚至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間，被失蹤70天之久。他本月受邀到台灣參加六四30周年紀念活動，分享了近年針對中國極權主義轉型的研究成果。

德國之聲：跟六四時期的打壓相比，中國政府這30年來控制公民社會的手段有何演變？

滕彪：六四的時候沒有網路，沒有社群媒體。如果有的話，整個運動發展肯定會不一樣。那我們從江澤民跟胡錦濤時代的網路发展來看，網路虽然受到中國審查，但它跟新數據與網路技術的進步，再加上手機的普及，某種層面上令民眾更加容易獲取訊息，也讓運動的動員更加方便。1989年如果有這些新技術的話，它對運動的結果會產生極大影響。

我作為維權律師，也是充分利用了這些新平台跟技術，試圖推動維權運動的發展。但是中國政府也同樣知道這點，所以從一開始它就去控制網路的訊息傳播，包括建立網路防火長城、天網工程、數據蒐集以及對各種平台的控制。中國政府一方面審查、控制跟過濾，另一方面是蒐集訊息並利用高科技對社會進行管控。這些網路技術跟識別技術也明顯加強中國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能力。

換句話說，這些技術是兩面的。有時我們看到民間利用這些技術來擴大自己的力量跟爭取自己的權利，但中國共產黨的極權體制是不會允許這種社會能量不斷成長壯大，變成一個真正威脅。所以這是和1989年很大的不同，因為我們看到這些技術如何被中國政府跟民間所使用。一旦「高科技極權主義」形成與鞏固的話，它會對社會運動跟中國民主化產生極大影響，因為訊息傳播受到更大控制，民眾的覺醒跟動員也會更加困難，而抗爭成本也會更高。在中國政府極力洗腦宣傳的情況下，抗爭動力也在縮減。總結一句，「高科技極權主義」讓反抗越來越困難。

德國之聲：你提到的「高科技極權主義」是在近年才冒起嗎？能否回顧一下過去五年的情勢發展?

滕彪：六四25周年到30周年之間，中國對異議人士跟維權人士的鎮壓更加變本加厲，相關事件包含抓捕維權人士、很多NGO被關閉、2015年的709大抓捕、2016年對女權運動的打壓、對家庭教會的鎮壓、以及在西藏新疆打壓跟迫害少數民族。這是習近平開始對社會施行全面控制，以及全面鎮壓民間力量。同時，他又通過各種高科技手段建立一個「高科技極權主義」社會。

另外在2018年，習近平修改憲法，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這對中國國內政治來說也是個不小的變化。因為從鄧小平把權力交給江澤民後，中共逐漸形成10年一任的不成文交接方式。這樣的權力交接雖然是不成文，但被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國政治很大的進步，然而現在這個也沒有了。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過去幾年運用高科技來加強對公民社會打壓的意涵是什麼？

滕彪：習近平他雖然在對社會的各種鎮壓、反腐以及權力集中控制方面，都改變了很多江澤民跟胡錦濤時代的做法，但我覺得習近平仍然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想法。習近平一系列的舉動，包含修憲跟鎮壓民間，是共產黨對一系列危機的集體反應。所以，這並不是習近平個人的想法，而是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的想法。

中國共產黨對各種網路平台、自媒體、VPN跟海外社群網站的嚴格控制，是它對社會進行全面打壓的一部分而已，因為這與它對其他群體的打壓跟控制都是相連的。所有這些被打壓的力量，在過去10到20年都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中國擴大社會空間，而中國政府不願意看到這些社會新勢力成為中國共產黨一黨制的威脅。

德國之聲：中國政府用來加強監控社會的一些科技都是源自於國外，您如何看待外國科技公司其中扮演的角色？

滕彪：我剛完成一個報告探討西方跨國公司在中國政府壓制人權和自由中的角色，其中很大篇幅是討論西方科技公司如何幫助中國政府建立跟強化網路审查及監控體系。譬如說，美國的思科（Cisco）、微軟、谷歌及雅虎等科技巨頭都參與這些不光彩的交易。他們還給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有的說他們提供給每個國家的產品都是一樣的，並沒有給中國特殊的產品；有的則說中國拿這些產品做什麼事情不在它們的責任範圍。另外，還有些公司會說雖然中國有網路审查，但我們能在中國提供服務，就能給中國人民提供更多訊息，這本來就是個好事。

我透過報告分析出來的結果是，很多西方科技公司都沒有誠實公開他們提供給中國的服務。譬如說思科，它給中國提供的科技幫助中國公安部門進行培訓及建立網路审查系統。這樣看來，在中國共產黨逐漸建立「高科技極權主義」的過程中，西方公司難辭其咎。

德國之聲：之前人權組織不斷提到的例子是，科技公司在新疆再教育營系統中扮演的角色。您認為西方科技公司的責任為何？

滕彪：這些公司有不同的做法，所以他們幫兇的程度也不同。例如麥肯錫 (McKinsey & Company) 在喀什離再教育營只有四英哩之處舉辦培訓，而這個本身就是在替中國政府背書，因為他們對新疆發生的巨大人權災難不聞不問。另外，賽默飛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把DNA技術賣給中國政府，然後中國政府用這些技術建立全面監控體系，這就是更進一步協助中國政府達成目的。所以他們的行為有些需要被譴責，有些則已經違反法律，需要受到更加嚴厲的制裁。

德國之聲：前陣子有不少報導也提到中國將高科技輔助的極權統治體系輸出到其他國家，讓這些國家以相同策略監控打壓公民社會。您覺得這樣的情形，對民主國家跟價值會造成什麼衝擊？

滕彪：中國現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國際上也扮演越來越挑釁的角色。中國政府一直在輸出所謂的中國專制模式，且一直和世界上的專制獨裁政權在聯合國等組織相互配合跟支持，拒絕民主化。更嚴重的是，它也對西方開放民主國家進行滲透。中國政府透過像孔子學院、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和平統一促進會、商會或同鄉會等組織進行軟實力滲透。此外，中國政府也會收買西方媒體，讓西方的新聞自由、學術自由跟言論自由受到負面影響。

更嚴重的現象還包括網路攻擊、竊取西方軍事與商業秘密、對西方進行間諜活動，甚至威脅或襲擊旅居西方的維權人士、異議人士或人權份子。這些現象的確威脅到國際自由秩序與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原則。所以中國企圖透過輸出專制模式來侵蝕西方民主社會體制的現象，應該得到各界更大的重視跟關注。

德國之聲：國際社會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高科技極權統治呢？

滕彪：中國的高科技極權主義與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西方國家的中國政策往往是把貿易與人權脫鉤，而它們的政策也往往建立在一系列錯誤的假設和基礎上。它們認為當中國開始推動市場化跟國際化時，中國會產生一個要求自由民主的中產階級，然後中國政府也會遵守它的各種承諾，但這些假設是不成立的。中國政府並不是一個負責任且遵守承諾的政府，它的最大目標是維持一黨專制。

如果西方政策一方面建立在這些錯誤的假設上，另一方面西方政府跟公司看到的只是金錢利益，那在這兩點基礎上，想做出根本改變都是非常困難的。雖然包含澳洲、紐西蘭、美國跟加拿大在內的一些國家開始逐步調整對華政策，但這種反思跟調整是遠遠不夠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必須有更清晰的認識，並產生更有效的方法，才能改變其錯誤作法。

德國之聲：您認為中國公民社會中的言論自由或其他自由，在未來幾年還會存在嗎？

滕彪：中國公民社會一直處於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控制下，它在特定背景下，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強化與獲得一定程度的空間。但是當中共覺得有必要時，便會逐步抑制這個民間力量。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對民間力量進行全面殘酷的鎮壓，這對民間抗爭帶來極大困難，使抗爭能力被削弱，也同時提高抗爭的風險。中國共產黨也試圖切斷抗爭者之間的聯繫，以及國內抗爭者跟國際社會的聯繫。在未來幾年，我們可以預期中國共產黨加強集權跟對社會的全面控制。

另一方面，民間的抗爭也會比以前更加艱難。那些仍然堅持抗爭的人，也會面臨殘酷的打壓，很多人會被抓、判刑甚至被失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抗爭者面臨極大困難，所以他們尤其需要國際社會的關注跟支持，並對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政權有更加清晰的認識跟強硬態度。否則的話，中國政治專制只會越來越強，中國也會越來越變成對全球自由民主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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