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逝世三周年 廖亦武：他以殉道喚醒中國人

(德國之聲中文網) 周一 (7月13日) 是中國首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逝世三周年，長年關注中國人權發展的香港支聯會預計於周一晚間8時舉辦「劉曉波逝世三周年悼念會——我們都是倖存者，在2020年的香港紀念劉曉波」的活動，透過演講丶音樂與詩歌朗誦來悼念劉曉波。

2008年劉曉波發起與參與起草了一份名為《零八憲章》的宣言，這份宣言也迅速得到303位中國異議人士與知識份子的響應，但同年12月，劉曉波便被中國政府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次年年底，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同為《零八憲章》的首批連署人。他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劉曉波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貢獻很大，因為他持續二十多年參與了大大小小的各種民間抗議活動，而由劉曉波所起草的《零八憲章》更是將中國的民主運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而在中國異議作家廖亦武眼中，劉曉波一直希望透過「殉道」的精神來喚醒中國人民的「民性」。他告訴德國之聲：「當他第三次坐牢出來後，劉曉波覺得中國人已把民性都遺忘了，所以他當時認為中國必須出一個像哈威爾那樣的人物，去喚醒中國民眾。劉曉波以自己坐牢與殉道去喚醒中國民眾，他是中國的甘地，也是中國的馬丁‧路德‧金。」

「對許章潤這些人的打壓，實際持續很多年了」

回首劉曉波逝世三年內中國公民社會所發生的變化，滕彪認為很明顯的是習近平上台後，對待政治犯或良心犯的手段可說是「變本加厲」。滕彪説：「他抓的人更多丶抓人判刑的標準也更低，然後很多政治犯也被判重刑受虐待，也有人在獄中死亡。出獄後很快就去世的也更多。中國政府對異議人士的打壓比過去江胡時代更嚴厲，這也可以表明中國政府他的危機感，因為民間力量的成長壯大對他的政治體制構成嚴峻的挑戰。」

廖亦武則認為，中國政府對異議人士的打壓，幾十年來從未停止，而在過去幾年，他認為中國對於言論的管控，更是從國內延伸至國外。他告訴德國之聲：「如果不是中共在香港施行國安法，西方人仍然很天真把中國當做一個貿易夥伴，但貿易背後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滲透。中國政府對包含許章潤教授在內這些人的打壓，實際上已經持續很多年了。」

「劉曉波會站在對抗專制極權這一方」

對於中國在香港施行《港區國安法》一事，滕彪與廖亦武都認為，香港示威者能從劉曉波當年發表的作品與對抗中國政府的手法中，得到一些啟發。滕彪指出，劉曉波因長年試圖在中國推行民主運動，所以對於中國專制政權的分析與批判是相當深刻的，而他認為香港示威者能從這些經驗中，得到一些心得。

他告訴德國之聲：「劉曉波的學術積累以及生活與反抗的經驗，讓他對中國專制政權做出非常深入的剖析。另外，劉曉波幾十年來不斷入獄出獄的經歷，這也是香港抗爭者正在實踐的。」

廖亦武則認為，包含黃之鋒在內的許多香港人，應該學習劉曉波當年的做法，在中國政府試圖強硬施行特定的法令時，「更大聲的發聲反抗」。他說：「我看到黃之鋒與許多香港人正在這麼做，那如果他們能堅持反抗的話，其實中共有一天會瓦解的。」

滕彪說，他認為香港示威者採取的「和理非」與「勇武」並行的抗爭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他向德國之聲表示：「從過去劉曉波的文字來看，他應該會站在對抗專制極權這一方，他不會去反對香港的反抗。」

「我沒想到梅克爾會走在反方向」

異議作家廖亦武則認為，雖然德國總理梅克爾曾於2017年在漢堡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上，針對釋放劉曉波與劉霞一事直接與習近平交涉，但在過去幾年，他認為德國卻未如當初，針對人權議題向中國施壓。

他告訴德國之聲：「我沒想到今天的德國梅克爾總理正在走向當年她為劉曉波爭取權益時所走的反方向。她對香港國安法的議題保持沈默，而德國的經濟部長還說德國不該作為別人的道德導師。我覺得德國在對待香港國安法的態度上，處於一個危險的處境。」

滕彪指出，雖然西方國家近年來對於中國的態度有逐漸轉變的趨勢，但他認為西方國家在與中國打交道時，仍是以利益或地緣政治作為主要的考量點。他向德國之聲表示：「西方國家需要把普世價值，包含人權與民主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因為他們在一些重要議題上的政策仍未把人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西方國家應重視中國人權與民主化

滕彪認為，雖然劉曉波的遺孀劉霞在德國政府協助下，於2018年7月順利抵達德國，但他認為這並不能說明西方國家長年來有努力在人權議題上向中國政府施壓。他告訴德國之聲：「西方國家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的關注與聲援，一直都不夠的。90年代，西方國家曾與中國有過一些人質外交的談判，有些重要的政治犯提前被釋放到西方國家。但胡錦濤上台後，這樣的作法基本上也沒有了。」

滕彪說，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越來越強，西方國家也越來越看重中國的市場與商機，所以自從六四天安門學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一直採取接觸政策，也就是並未把推動中國民主與人權放在重要位置上。

他說：「西方國家覺得在中東推行的政權變更讓他們有慘痛教訓，效果也不好，所以他們不願意在中國推動民主化，尤其是政權變化。此外，他們認知到在部分重要議題上，西方國家仍須與中國合作，所以他們不願在人權問題上過多向中國施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