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從彈劾川普案流產說起
2021年2月15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首先要說明的是，彈劾川普流產並不意味民主黨指控川普的很多事實不存在。實際上，參議會兩黨議員除了個別人之外，都是在如下兩個前提下處理彈劾案的：首先，拜登是經過民主選舉過程產生的合法的總統。其次，暴力衝擊國會是一種破壞民主制度的、非法的暴動行為（insurrection）。 而彈劾過程中，圍繞的主要問題是，彈劾一個已經卸任的總統是否合乎憲法。其次，川普是否是這個暴動行為的肇事者。
實際上，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即川普是否應該為國會山事件負責，就連共和黨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已經把它說得很清楚了： "前總統川普煽動暴動的舉動，確實很不光彩、完全違背了他的職權--毫無疑問地，總統川普确實對煽動暴徒攻擊國會一案，負有實質與道德性的責任，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民主社會游戲規則的回歸
筆者這裡並不想討論此事今後將如何發展，而要著重指出，不管是控告方還是辯護方，都很認真仔細地準備了他們的發言，而且雙方都試圖用事實和推理來為自己的論斷來辯護。儘管辯護方的有些邏輯顯然有點勉強，但是，整體來說，對於旁聽這場彈劾案的、關心美國民主的人來說，確實能體驗到，辯論是民主制度中一個重要功能。
辯論，就是常人所說的"擺事實、講道理"。 它是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的體現。應該指出，川普在他四年執政期間，對這個基本游戲規則起了一個很有破壞性的作用，儘管有些問題的起源並非完全在他個人或者他的政府，但他確實也表現出是一個不太喜歡 "擺事實、講道理"的人。這從他在白宮公開撒謊的次數就能得知。而那些衝擊國會山的成員，實際上也是他個人作為美國總統的那種不文明行為的延申和激化。
從這一點上來說，現在兩黨議員在一個會廳就彈劾川普的案子通過辯論，而不是用暴力、威嚇、辱罵來解決問題，就體現了民主社會游戲規則的正常回歸。
最近參與了兩個主要由在國外的華人（主要是大陸中國來的華人）利用clubhouse音頻社交軟體組織的有關中國政治以及其他問題的討論。首先感到，中國官方不久取締了該軟體的使用，倒是促進了在大陸境外的華人對該軟體的使用量，這客觀上肯定會促進國外華人討論和辯論，是一個值得欣慰的現象。但同時，筆者通過參與了一些從中國國內角度來度來看是屬於敏感政治問題的討論，深感有個別人確實還需要培養一些討論和辯論的素質與能力。而這種素質能力有兩個層面。一是思想層面，二是技術層面。當然，筆者在此僅僅圍繞著討論或辯論政治問題的現象。非政治問題的討論不屬這裡評論範圍。
筆者在德國念哲學期間，是德國社會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崇拜者，他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溝通有效性理論"。 哈貝馬斯理論的一個大前提就是康德的理性主義，即堅信人類儘管有其民族性、地方性，但在正常情況下，還是共享一種基本的、共同的理性和價值。康德的理性主義還蘊含著一個理念，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有尊嚴的，所以必須相互得到尊重。 這些理念就構成了人能建立共識的基礎。 而哈貝馬斯的溝通理論，實際上講的就是通過共識的形成來實現社會的合理整合，而這種共識與整合，就是民主社會生活的要義。共識形成的過程也就是溝通過程。討論、辯論則是溝通一個重要表現。
哈貝馬斯為了使這種溝通成為可能，便提出了所謂"理想溝通情境"，其內涵主要如下:
首先，一種話語的所有潛在參與者均有同等參與話語論證的權利。任何人都可以隨時發表任何意見或對任何意見表示反對，可以提出疑問或反駁質疑；
其次，所有話語參與者都有同等權利作出解釋、主張、建議和論證，並對話語的有效性規範提出質疑、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對，任何方式的論證或批評都不應遭到壓制；
最後，話語活動的參與者必須有同等的權利實施表達式話語行為，即表達他們的好惡、情感和願望。（以上三點引用北大謝立中教授的闡釋）。
總結哈貝馬斯的溝通理論，他主要注重的是在如何在思想層面創造一個"理想溝通情景"，說白了，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態度"。筆者以為，除了哈貝馬斯規定的上述幾個條件，一個具有建設性的溝通還得包含著另外兩個要素，一是好奇心，二是批判性。人們必須有好奇心，才有動力去與人交往。好奇心的前提則是斷定個人的知識有限，"山外有山"，而山外的山必有開闊人的眼界的可能性；批判性則意味著對所謂的"理所當然"的東西提出異議，而不是一味順從。這用德國人常用的一個詞"problematisieren"來表述是再精確不過的了。當然，應該承認，哈貝馬斯溝通理論中有一種目的論的表述，即溝通是為了達成共識。而現實生活中，有時確實會產生共識，但有時也不一定會有。比如說彈劾川普参議會上的辯論，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很難達成共識，所以哈貝馬斯的理論設計不免有點理想主義的情調。筆者以為，在很多場合，辯論的雙方都能認可辯論的游戲規則，各自把事實與論據擺在桌面上，而不是狡辯甚至說謊話，並能和平共存，這本身就是一種人類理性的勝利。
當然這並非說，溝通的技術層面不重要。記得我在德國學哲學時，有一門課是"數理邏輯"， 就是處理技術層面的問題。而在社會科學範圍內或在任何問題的討論時，邏輯思維是一個重要的技藝。
爭辯的文化
筆者在德國學習和教學過程中，深感實際上師生對很多問題探討，就是以討論和辯論展開的，這就是對哈貝馬斯的溝通理論的實踐。
可惜的是，在中國國內大學裡，討論和辯論不是學校想提倡的。因為政治的要求本身就決定了這種溝通形式的非常受限制。很多大學教師也不想"製造麻煩"，即便有個別"膽子大"，對某些敏感問題的討論和辯論，也常常是到關鍵點就"適可而止"。 儘管像上海復旦大學確實有一個演講與口才協會，但這跟哈貝馬斯的溝通思想相差十萬八千里。總之，爭辯的文化 （德語：Streitkultur）在一個威權國家不僅是一個陌生詞，甚至是個忌諱詞。這樣，勢必造成了一些年輕人的討論與辯論的溝通能力相當弱。比如在我參加那兩個跟政治有關的精英俱樂部的討論會中，就體現出個別人容忍度低、邏輯思維能力差、不負責任套用概念、廢話多多浪費別人時間的現象 。
這裡，我們沒有必要說，威權制度培養出來的人討論辯論能力都差，而民主制度一定沒有這種現象。台灣、韓國、日本議會上爾而也出現的打架罵人現象、甚至在美國出現了川普这樣的總統以及國會山事件，不能不說，即便對民主制度中生活的人來說，學習過程也遠沒有徹底完成。但總體來說，威權制度培養出來的公民接受哈貝馬斯的溝通思想的基礎顯然是更差些，從而其學習過程也會更艱難些。
但艱難並非就是不可能。願各位珍惜自由的生活環境，並借助類似於clubhouse音頻社交軟體，增進交流，同時，通過對一些政治問題的討論辯論，一起接近真理、真相，從而建立起己能寬容又有建設性、有利於民主自由發展的多元化社會。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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