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經濟改革仍存在重重阻力

德國之聲：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之時，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中共領導層已經上任超過1000天了。在這三年的時間裡，中共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功和失敗？

費多麗教授（Prof. Dr. Doris Fischer）：中共新領導班子當時上台的時候並沒有想要馬上推進改革，而是在一年之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儘管這份文件的內容還是相當的寬泛和模糊，但基本上把新政府的改革日程確定了下來，包括要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包括金融市場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等等。在過去這幾年中，中共領導層已經盡其所能地推進了相關的改革，但是顯然他們還無法將所有計劃全部付諸實踐。

這也是學界目前出現某種失望情緒的原因。我雖然不能代表所有人，但是9月份我在中國和很多經濟學界同仁進行了交流，他們中大多數人都認為，新一屆領導班子沒有能足夠的力量去真正推進改革，包括放大市場作用，減少政府干預等等。最悲觀的一些人甚至認為高層並不想真正地實現這些改革，但是更多的學者認為這一屆領導班子不具備真正撼動胡溫政權體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實力。

德國之聲：這次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預計將會制訂出關於國民經濟發展的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儘管中國一再聲稱自己已經具備市場經濟地位，但是這樣的經濟發展指導性文件是否還帶有一抹計劃經濟的色彩呢？

費多麗教授：過去中共稱作"五年計劃"的文件如今已經改稱"規劃"，也就是說不再給每家工廠規定產量，而只是一個框架性的文件。從"十二五"以來，這種五年規劃漸漸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因為很多企業都已經學會了從這份文件裡讀出一些指向性的訊息，包括國家的投資將會流向什麼領域，哪些行業會得到政府的補貼，因此所有在中國進行投資的主體，不管是中國企業，還是外國企業，甚至是那些靠在股市投機賺錢的人，都會關注這份規劃文件中釋放的政治訊號。

德國之聲：在過去一段時間裡，中國不管是股市的暴跌，還是經濟增速的放緩，都給世界市場造成了不少憂慮。您認為新的"十三五規劃"會給中國明年的經濟增長設定怎樣的新指標？是維持7%不動，還是現實一點放低到6.5%？

費多麗教授：這多少有點佔卜的意思了，我們怎麼會知道呢。不過如果回顧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的設定的話，就會發現北京還是傾向於制定一個相對容易完成的目標，避免出現目標沒有完成的尷尬。從今年年初開始，關於"新常態"的說法就不斷被強調，也就是未來中國將告別持續高增長的道路，所以我想新的增長目標肯定不會高於7%，但是究竟是維持在這個數字，還是稍微降低一點到6.5%，我猜測可能會是後者。出現比6.5%更低的數字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幾率不大。

德國之聲：中共此前制訂的另一個目標是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如今時間越來越臨近了，在新的五年規劃中是否會提到這個目標？

費多麗教授：這是肯定的。但是即使中國經濟增長率降低到6.5%以下，這個目標的實現也不會受到威脅。因為所謂"小康社會"其實更多是一種政治性的目標，關鍵在於你怎麼去解讀。

德國之聲：但是在中國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情況下，這種"全面小康"的實現還面臨哪些問題呢？

費多麗教授：中國的貧富差距有不同的層面，一是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一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貧富差距。對於第一個層面，中國肯定還會繼續推進中西部的開發戰略，加大對這些相對落後地區的投資；而對於縮小城鄉差距，北京採取的對策是推進城市化發展，將湧入北上廣等大城市的移民人口進行分流，鼓勵農村人口選擇在就近地區實現城市化，尋找就業機會。中國政府當然也希望通過城市化來拉動內需，促進消費，從而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使其擺脫對出口的依賴。

還有另一個層面的貧富差距就是城市居民內部的財富懸殊。這裡要區分收入上的差距和個人擁有財富的差距。收入差距可以通過上述措施以及改善社會福利得到一定程度的縮小，但是財富懸殊卻是很難改變的。因為越是擁有較多資產的人，越是可以利用其財富進行投資，繼續擴大他的財富；而相比之下，一個工人即使薪水漲了，他也還是要將大部分財產投入到基本生活消費中去。

德國之聲：關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剛才您也提到了。不久前中國政府公佈了一份有關國企改革的方案文件，其中提出要讓部分整改之後的國企上市，以期對股市起到一定支撐作用。您對此有何評價？

費多麗教授：關於國企改革我有一種感覺，中國總是在提，但卻始終沒有拿出什麼特別令人信服的東西。其實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曾經推行過一次大規模的國企改革，當時對不少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改制，其實那時候就已經有很多國企上市了。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真正從根源上解決國企的問題。這其實也是中國政府難以擺脫的一個困境，只要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體系中仍然被視為中流砥柱，只要它們仍然在某些行業享有天然的壟斷地位，得到各種補貼，各種特權，那麼它們就沒有多少競爭壓力，所以這些企業的經濟效益不會太高，創新意識也不強。這一點是北京自己深知的。也許有人會說，這就是中共必須為其體制支付的代價，而且它也是心甘情願的。至於老百姓是不是這樣想，那些與國企在市場競爭的企業是不是這樣想，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總體上講，對於這份改革方案能否從根源上"治癒"國企的"痼疾"，我是十分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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