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外交政策 要價值觀還是要利益？

（德國之聲中文網）「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政策」的表述被寫進了德國本屆聯合政府的聯合執政協議。它既涉及引導外交政策的價值觀，又涉及德國的利益。而外交部長貝爾博克一直強調的，更多是民主、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

貝爾博克在許多與德國和西方有著相同價值觀的國家——比如最近在韓國訪問時，都稱讚對方為「價值觀夥伴」。同時，她在不認同這些價值觀的國家，包括強大的中國，也不避諱地提出批評，儘管這有時帶來激烈的反應。中國外長秦剛在共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不需要西方來的教師爺教我們怎麼做」。

有些人警告，中國對德國來說太重要了，不能這麼對著干。哲學家、暢銷書作家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在德國電視二台（ZDF）的播客訪談節目中說，貝爾博克的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實際上是「以對抗為導向的外交」。

另一些人則認為，貝爾博克為捍衛價值觀做的還不夠。例如對伊朗。伊朗裔德國人沙瑪德（Jamshid Sharmahd）被判處死刑後，他的女兒對《新奧斯納布呂克報》說：「當一位德國公民被綁架、在一場作秀式的審判中被判處死刑的時候，貝爾博克女士所說的『嚴重後果』在哪裡？」

權衡利弊

外交政策中哪個更重要，價值觀還是利益？「兩者無法清楚地分割」，柏林科學與政治基金會（SWP）的非洲問題專家艾克霍夫（Karoline Eickhoff）對德國之聲說，「當外交決策需要在價值觀取向和自身利益之間做出權衡取捨的時候，兩者間的相互關係尤為凸顯。」

哈勒大學的國際關係教授瓦爾韋克（Johannes Varwick）對價值觀導向的外交持更為批評的看法。他認為這會「極大限制妥協的空間，而且收效不大」。他指出：「國際政治是艱難的利益平衡。這並不意味著無視侵犯人權、將經濟利益置於首位。但它需要技能和共情，需要基於其歷史和社會政治發展對有關國家進行理解和評估。」

中俄不干涉他國內政

價值觀導向的外交，並不是德國首創的。歐盟將「良政」（good governance）作為發展援助合作的前提條件，就是基於同樣的原則：獲得援助與否，取決於這個國家在諸如打擊腐敗、維護女性和少數族群權益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在環境和氣候保護上的投入。

而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專制國家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俄羅斯向非洲國家提供武器，中國則在非洲修建鐵路、港口和電信網路，獲取原材料作為回報。他們不會過問當地的民主、人權。中國以這種模式在非洲顯著擴展了自己的勢力，並在一定程度上排擠了歐洲人。

歐盟和中國在非洲

德國弗裡德里希-瑙曼基金會（Friedrich-Naumann-Stiftung）委託撰寫的一份非洲對歐盟和中國態度的分析報告指出：「歐盟堅信自己的價值觀——尤其是自由民主模式具有優越性，而這明顯受到中國模式的挑戰。」由非洲作者主筆的這份報告寫道，中國的「不干涉內政」尤其在非洲受到好評，非洲人感覺中國是個平等的夥伴，而歐洲人輸出價值觀則被認為「居高臨下」式的。

艾克霍夫指出，非洲人認為歐盟在使用雙重標準。「在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中，一旦涉及移民政策方面的決策，歐盟對人權的承諾一再受到質疑。」

不過從長期看，哪一種模式更成功，還尚無定論。最新的「非洲晴雨表」（ Afrobarometer）顯示，在一些非洲國家，與4年前相比，人們對中國的影響力的看法更具批判性。

西方也看到了有關趨勢。作為對其在全球南方影響力式微的反應，西方7國計劃更積極地尋求與這些國家的聯繫。貝爾博克在今年4月在日本舉行的G7外長會議上表示，將提出更多平等合作的倡議，而不是著眼於獲取原材料或苛刻利己的合同。

聯合抗俄

在烏克蘭戰爭的背景下，價值觀夥伴的理念備受壓力。在聯合國譴責俄羅斯的決議表決中，不少傳統上被歸入西方的國家，例如巴西和印度，卻投出了棄權票。巴西總統盧拉在不久前訪問中國時甚至說，美國必須停止推動戰爭，並開始討論和平，歐盟也該如此。德國總理肖爾茨訪問過的巴西和印度，都未能成為德國的「價值觀夥伴」。

瓦爾韋克對此並不感到意外。「這些國家要關注自己的利益，同時都對雙標表達不滿。沒有人願意被捲入一場由美國推動的民主和專制之間的全球衝突。」不過他認為這並不代表這些國家對俄羅斯的做法有好感。

就連德國最緊密的盟友法國最近似乎也「出軌」了。法國總統馬克宏在訪問中國期間談到台灣問題時，建議歐盟避免涉入「不屬於我們的」危機，歐洲必須警惕成為「傀儡」。在柏林看來，這是在向中國示好。

關鍵是保持可信

價值觀和利益，二者在德國的外交政策中始終佔有其位置。僅僅由價值觀或僅僅由利益主導的外交都是不存在的。在二者的權衡中，瓦爾韋克建議，人們必須意識到哪些是明確界定的國家利益，否則在「過強的價值觀導向和道德化的言辭」之下，難免有「政治討伐」的嫌疑。

艾克霍夫聯繫到歐洲與非洲打交道的問題指出，如果自己在當地的行為反映了相應的價值觀，「那麼你強調這種價值觀取向」或許是有幫助的。她總結說 ：「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如果要成功，必須用高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行為，而不是要求夥伴國家改變其做法來滿足你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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