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生活雙重高壓 香港移居台灣人數上升

（德國之聲中文網）根據路透社報導，近年來不少香港人因為擔心中國開始削弱一國兩制的效力，而選擇移居海外，而語言跟文化都相近的台灣成為不少香港人的選項。 台灣官方的數據顯示，2018年獲得台灣居留權的香港與澳門居民總共有1267人，比起2008年成長了兩倍。 此外，僅2019年的前四個月就有400個港澳居民移居台灣，比2018年成長了40%。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19年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香港人因「香港政治鬥爭太嚴重」、「居住環境壓迫」、及「不滿意政治制度」而選擇移民。 澳洲、加拿大與台灣則是香港人選擇移居的前三個地區，主要原因是大部分香港人都認為這些地區「居住環境寬敞」、「社會制度較完善」、且「生活比香港悠閒」。

「香港只剩生存感，無生活感」

年幼從中國移居香港的陳先生2018年帶著妻子與兩個孩子從香港搬到台北，對他來說，離開香港是因為整體生活的品質已不盡理想。 他告訴德國之聲，雖然他在香港的收入比在台北高，但在香港的生存壓力相對也比在台北大很多。 他說: 「在香港生活，沒有生活感，只有生存感。 從房價來說，香港房價很貴，所以連帶租金也很貴。 租金很貴的情況下，商場、超市裡的東西也都變得很貴。 因為這樣的條件，導致我雖然在香港賺的錢比在台灣賺得多，但我自己能支配的現金是很少的，我幾乎每個月都花光。 」

此外，陳先生認為香港的就學環境對孩子來說也是個高壓的環境。 雖然他的孩子在香港只是就讀一般的學校，但他們每天有做不完的功課，每天得讀書讀到11點多。 在他眼中，這樣的模式已讓他的孩子失去了童年。 對他而言，搬到台灣後，生活環境與孩子的成長環境都比在香港時理想很多。 他告訴德國之聲: 「我到目前為止沒有覺得搬來台灣是個錯的決定，因為我的家庭生活比在香港時好很多。 」

逐漸「中國化」的香港

對於王小姐而言，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中國逐漸加強對香港公民社會控制的起始點。 她在雨傘運動中，全程目睹香港政府與警察驅離示威者的過程，而這讓她意識到香港正逐漸被「中國化」。 她告訴德國之聲: 「在雨傘運動期間，我仍然對香港抵抗中國滲透的能力抱有希望，但在運動結束的那一刻，我也意識到這些希望都只是錯覺。 此後，我便開始思考移居海外的可能性。 」

王小姐指出，2014年開始，香港政府不但透過不同的理由或法律來阻止特定香港人參與政治活動，更試圖透過國歌法或逃犯條例修正草案等法案來限縮香港公民社會的空間。 在她眼中，這一切都與中國政府加強對香港的掌控有密切關係。 她說: 「隨著中國移居香港的人數越來越多，香港人必須開始與這些移民爭奪原本屬於他們的醫療與教育資源。 而越漲越高的房價，也讓年輕一代的香港人對擁有自己的家感到無望。 」

陳先生則認為，除了一些表面上的改變外，他觀察到香港社會中自我審查的情形變得越來越嚴重，而香港政府也變得越來越不顧民意。 他說: 「近幾年來，香港的媒體或公司漸漸開始進行自我審查。 對一些比較明顯反中的東西，香港人都不太敢支持。 此外，香港政府也變得不太管民意。 他們想推什麼就推了。 這幾年不少香港人民對於政府的決策都會質疑它們是為了討好中央，還是為了香港所有人的福祉。 」

定居台灣的可能性?

對王小姐與陳先生來說，台灣社會自由開放的氛圍、比香港低的消費水準以及與香港相近的語言跟文化都是當初吸引他們搬來台灣的原因。 然而對於是否定居台灣，兩人都還是抱持保留態度。 王小姐認為，台灣偏低的薪資與經濟表現讓她對台灣的前景抱持懷疑的態度。 她告訴德國之聲: 「坦白說，我仍然擔心台灣有一天可能被中國統一，所以我目前仍選擇以持工作簽的方式留在台灣。 我會密切關注台灣明年總統大選的結果，然後再決定我是否要繼續住在台灣，或是搬去加拿大或澳洲。 」

已握有台灣身證的王先生則認為，台灣社會中目前許多爭論仍停留在意識形態的層級，而許多經濟或民生相關的問題依舊存在。 他認為，台灣接下來面臨的挑戰，會是如何在混亂的國際情勢中，替自己找到一個無可取代的位置。

他說: 「為何韓國瑜喊一句發大財就能當選，便是因為大家生活困苦，希望經濟可以改善。 不管以後這個世界怎麼發展，一個國家只要有實力，你就有話語權。 所以我覺得如果台灣能把經濟發展好，讓自己夠有競爭力的話，沒有人可以忽視你。 但整天在那邊吵意識形態的問題其實沒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