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愛滋病、鼠疫和陰謀論

（德國之聲中文網）讓全世界都感到緊張的新冠病毒並非來自中國或美國的軍事實驗室；阿爾巴尼亞人對新冠病毒並沒有免疫基因；保加利亞總理鮑裡索夫（Bojko Borissov）的強大氣場也無法抵擋病毒，即便是該國女預言家阿雷娜（ Alena）多次在電視節目中這樣公開宣講。

有關新冠病毒的各種虛假消息鋪天蓋地，內容從滑稽到用心險惡的陰謀論。例如，網路紅人達娜‧阿什莉（Dana Ashlie）上周就在YouTube和Facebook上向其成千上萬的粉絲"揭示"了新冠病毒的"真正來源"。她說，該病毒是因在中國武漢市擴建5G移動通信技術後引起的。阿什莉因此既是一位陰謀論者也是一位"訊息瘟疫"的網路推手。

鑑於有關新冠病毒的各種說法不斷出現，因此網路上對相關虛假新聞的警告幾乎與官方的相關報導佔據了同樣多的空間。世界衞生組織（WHO）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網站，以清除那些有關所謂的治療藥物以及病毒傳播渠道的謠言。世衛組織、衞生部門和媒體對假新聞的澄清和明確的訊息戰略表明，人們已經吸取了教訓。

疫病與陰謀論相伴

一直以來，全球流行病的爆發始終伴隨著謠言和陰謀論。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疾病的起源和傳播渠道始終是人們談論的核心問題。德國蒂賓根大學的布特爾教授（Michael Butter）解釋說，根據陰謀論者的說法，總有一個秘密團伙正試圖控制或摧毀一個機構、一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

例如，當14世紀中葉歐洲遭遇鼠疫侵襲時，沒人知道它的起源。 但是很快就傳出是因為有人在井水中投毒的謠言。 同時也很快揪出了所謂的肇事者。猶太人成為替罪羊，他們被指控"蓄謀統治世界"。 一場不明原因的瘟疫被與政治和宗教捆綁在一起，並導致大屠殺和大規模驅逐。

然而，這種陰謀論並非是久遠年代很多講迷信者的特有產物。

"德國毒藥"

在短短的兩年內（1918-1920年），"西班牙流感"便奪去了2500至5000萬人的生命，比在剛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死難者人數還多。由於其起源在1930年代才得到研究，因此當時許多人將該病歸咎於"德國毒藥"，即當時德國軍隊發明的一種生化武器。

1950年代曾給前東德帶來一場災難的不是疾病，而是一種名叫科羅拉多（Coloradokäfer）的甲蟲。當東德的馬鈴薯收成幾乎面臨著顆粒無收的威脅時，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立即啟動其宣傳機器，稱這是專門用來破壞東方陣營的"美國武器"。新建立不久的東德政權想以此推脫自己的失敗。

陰謀論的新版本

幾乎沒有一種疾病像愛滋病這樣經歷了一場如此精心炮製的虛假宣傳運動。從1983年起，前蘇聯秘密情報機構克格勃在世界各地散佈謠言，說美國在迪特裡克堡（Fort Detrick）研製出愛滋病毒作為生物武器，並在囚犯、少數民族和同性戀者身上進行了測試，然後稱其源於非洲。

1985年，德裔蘇聯生物學家雅各布‧西格爾（Jakob Segal）為這種陰謀論撰寫了偽科學依據。儘管全世界的生物學家和醫學專業人士都將這些論斷視作謬論，但這一陰謀論仍以各種形式廣泛出現。

有關愛滋病起源的陰謀論產生了作用，因此這種做法也被應用於其他疾病。1990年代中期蘇聯崩潰了，衞生機構對愛滋病的控制能力也日益改善。然而，之後非洲又爆發了嚴重的埃博拉疫情。那些認為是美國在實驗室研製了愛滋病毒的陰謀論者，再次指責這是美國或英國軍隊的研究設施進行生物武器試驗的結果。

蜱蟲武器和Corona啤酒

有關另外一種疾病起源的陳舊說法也起了作用：2019年，美國共和黨議員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要求五角大樓公佈1950-1975年期間繁殖"軍用"蜱蟲的秘密文件，導致國會多次舉行聽證。此前不久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稱，是這些蜱蟲將萊姆病傳播到世界各地。

"西班牙流感"、愛滋病、埃博拉病毒、萊姆病以及當下的新冠病毒的傳播，"據信"是美國生物武器計劃導致的全球性疾病的名單越來越長。公平地講，現在也有了這樣的版本，說新冠病毒是中國研製的一種生物武器。

然而，論點始終相同，但都缺乏證據。這種陰謀論主要出現在對疫情起源和傳播范疇尚不太清楚的早期階段。數字革命使局勢複雜了許多倍。謠言和假新聞通過社群網站传播的速度遠遠超過生物學、醫學和衞生部門提供訊息的速度。數字時代給疾病陰謀論提供了大範圍迅速傳播的可能。

只有通過認真的研究、細致的衞生和醫療保健措施才能夠戰勝新冠病毒。為此也需要廣泛地宣傳有關病毒的常識。同時需要加強教育、提高媒體素養和增強"精神衞生"。有人在網上推薦飲用Corona（意為王冠，與冠狀病毒Coronavirus 拼寫相同）啤酒作為緩解非理性恐懼的一種療法。儘管這種療法的效果沒有得到證實，但或許可以對陰謀論和亢奮情緒起到一點緩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