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海外作家貝嶺談法蘭克福書展

德國之聲：貝嶺你好，你這次是來法蘭克福參加關於法蘭克福書展的一個中德之間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你到來之前，就你來還是不來的問題，德國媒體甚至中國大陸的一些媒體都有很多的報導。你覺得為什麼你作為一個詩人會引起各方這麼多的關注？

貝嶺：我覺得一定是有一些人瘋了，這些瘋的人恐怕是以中國國內新聞出版署的官員為主。也就是說，我後來知道這個活動是新聞出版署參與主辦的，那之前完全不知道。其實如果真是新聞出版署跟法蘭克福書展合辦的，我未必願意來。因為我當年在中國遇到非法出版這些罪名的時候，就是新聞出版署，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參與的。

我只是想，已經決定了我要在文學的場合和不管是莫言還是其他任何一位中國作家去互動，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不管他的政治觀點是什麼，他自己的背景是什麼。我想，我來參加，我作為一個作家，哪怕我有獨立的表達，我在外面說過任何批評中國政府或中國現況的言論，那都是一個作家個人的聲音。而我本人又是一個因為當年印書而被送到美國去的一個流亡作家。那我覺得這是流亡文學很重要的聲音。而且書展原來希望我去談論的不是政治，我談論的是中國文學裡面的流亡文學，和作家怎樣面對自我審查這樣一個扼殺創造力的一種在中國的自審行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會涉及的問題。

當然書展方一直在告訴我說遇到了很多問題，我們很困難，中國方面對於各種各樣的人都不喜歡，也不喜歡你來。我本來以為書展方面他們有一個自主權，能夠決定，或者說不接受中方的任何意見。可是後來就發現書展方壓力越來越大，那我就變成了最後要犧牲掉的，也就是說書展方希望我最好就不要來了，說因為壓力真的很大。那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細節。很奇怪的是，昨天中國方面在參加會議的發言人，就是梅先生和...

德國之聲：對，這個也正是我想問的，德國媒體報導的主流都是說書展方遭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壓力。但是梅兆榮先生昨天在會議上一再聲明，中國方面從來沒有介入過這個事情，也沒有給任何人施加過壓力，也沒有反對任何人參展。

貝嶺：這種說法我認為絕對是不可信的。但是可能中間有一個轉折，也就是說梅兆榮先生他更像是中國代表團的地下團長，事實上他是掌門人。我知道的消息是，我聽說最後是由於外交部干預了這個事情。也就是說，外交部不希望新聞出版總署在這個事情上過於影響中國在外面的形象。梅先生又正好是外交部的，那我覺得這個改變或許是他作為一個瞭解德國情況的人，作為外交部方面給了新聞出版署建議，他們改變了（原來的）想法。當然了，他說完全沒有，那一定是不對的。或許說，外交部沒有，但是新聞出版署作為原來的合作方，絕對是有的。我不相信法蘭克福書展的人會撒謊。所以這個羅生門一定要搞清楚它的真相。這個真相並不複雜。梅先生說的或許是外交部後來否決了新聞出版署的作為。我想就是這樣。中國的《環球時報》上都已經寫明了，他們對於這個事情的一些憤怒等等，但是他又很清楚說了書展方後來決定了不要請我們。

書展是一個有悠久傳統的，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重要的機構和組織。他們不可能請了我們又讓我們不要來，是他們來做決定的，任何一個稍有正常常識和邏輯的人都不可能去做這麼一個毫無任何邏輯性的改變。好像是書展他們自己出爾反爾。還有一個，我本人並不是中國方面可以控制的。那也就是說按他說，中國方面來的人他們可以做一些判斷，哪怕是獨立選的。我自己在外面，我不需要受中國方面影響，我可以自己飛過來的人，為什麼他們又不要我來呢？

德國之聲：昨天這個會上有一個大家都關注的問題，很多中國的代表在發言中批評西方的媒體在刻意醜化中國和矮化中國。昨天因為你和戴晴的出席就導致了中國代表的集體退場，或者說一度退場，你覺得這對中國的形象會有什麼影響？

貝嶺：分兩步講，他們退場的行為對於新聞出版署或者是他們自己的某種面子是一個他們認為的正面影響。但是他這個作為本身在國際媒體或者在德國媒體面前，我想未必是一個正面的。因為我覺得這說明沒有氣量，不能夠接受兩個你的同胞，這點讓我感覺氣量真小。而且如果你要退場，你選在主席發言的時候退場多好，為什麼你的兩個同胞上台的時候你去退場，你這是退給我們看麼？難道我們兩個人值得你們去退場麼？我們兩個人，另一位是中國國內來的，而且當年的一個著名作家。所以我覺得這在西方人看來，是一個既不尊敬自己祖國同胞，又不尊敬西方聽眾的作為。所以我不認為這有助於扭轉西方或德國媒體對中國的觀感。

德國之聲：現在我們再回到你個人，你剛才談到了你是近些年來在國外，但是用中文創作的這樣一個作家和詩人。在國外當然是一個西方環境裡，這樣對於你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貝嶺：我說過一句話，慢慢的，我的祖國是中文，不是中國。當你有九年不能回到自己祖國的時候，慢慢地你就發現，中文是你的故鄉，而不是中國。對我來講，我是一個以語言為生的人，我不是靠中國為生，我是靠中文。或者說，中文是我真正的故鄉，土地。這個變化其實很多流亡作家、流亡詩人都經歷過，比如說俄羅斯的流亡詩人最後也說，俄羅斯不是祖國，俄語是祖國。這就是一脈相承的。這個當然對於寫作有很大的影響，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這些年經常選擇一年有一半時間住在台灣的原因。台灣使我感覺是一個母語環境，這個地方雖然不是我長大的故鄉，但它的母語環境就是我真正的故鄉。因為非母語環境對於我的寫作一些影響和傷害，選擇部分的時間住在台灣，或者一半以上的時間住在那，是一個很好的解除對於母語環境陌生的一個方法。

但是其實流亡在異文化環境裡還有一些優勢，不全是缺點。就是你可以更有距離，更冷靜地去看待在你的國家發生的很多事情，包括文學的事情，以及政治和其它方面的事情。我覺得這種在遠的地方去觀察的角度跟置身在當地環境裡邊真的是不一樣的。薩伊德說過，流亡知識分子視角上的遠距離觀察常常從弱勢變成優勢，這種優勢就是你不太會受當下環境的影響。比如，莫言說，今天有個事，明天你把它寫出來，不是作家的責任。這點沒錯。作家如果今天你在一個遙遠的地方看待那個地方發生的事，有一個更冷靜的看法，跟你在你們家樓下發生的事是不一樣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有利弊，是一個雙刃劍，既有好的又有不好的。

德國之聲：剛才你提到，你作為流亡詩人已經有九年的時間了，我們在中國的聽眾可能有一些年輕人對您並不熟悉，所以你能不能給我們年輕的聽友朗誦一首你的詩作？

貝嶺：我的經驗比較特別，我在1989年之後來到美國。那時候是自己選擇的，並不是中國把我趕出來。我選擇在那邊，因為經歷了巨大政治事件以後跟自己祖國在某種情感上的中斷，因為你突然發現你成長地方的環境裡，政府做了一件傷害中國學生、市民的事情。但後來我又回去了，因為我畢竟不是當時那個事件的直接參與者，並沒有在什麼通緝或在不允許回去的黑名單上。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經驗，發現回到祖國是我後來的選擇。我在94、95年以後開始回中國，一直到2000年，2000年那一次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被趕出去的，我是從北京的監獄被直接送到美國。原因就是說，要不你就坐牢，要不你就得離開這兒，你不能夠像你說的，放了你，就讓你留在北京，告訴我要為中美關係作貢獻。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我想詩歌就變成了我最後的一個避難所，雖然我寫得越來越少。這首詩本身說明了一種感受。

《放逐》

我在時間的盡頭經歷放逐

手臂的彎度 記憶的弓

我用我的漢字清洗異國的天空

無倦的天空 遼闊強烈的天空

乾燥而又堅忍

帶著事物莫名的疼痛

冬天--有著記憶命名的莊重

我看到被遺忘拒絕的恥辱

帶著使命 進入我那野蠻的視野

眺望終止了閱讀 回憶放棄時鐘

經歷者--經歷著對經歷的厭惡

那並非是時間的過錯

那僅僅是時間的過錯

碾壓往事的 是夜的車輪

事物

用它不朽的根

固執地纏繞我們

我在放逐的盡頭

如同國家版圖上

一個恆久的詛咒

作者：達揚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