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2023年，中國電影失意柏林是必然？

（德國之聲中文網）為期兩周的第73屆柏林電影節已落下帷幕。起初令中國影迷驕傲的15部入圍中國影片，僅有一部兒童短片在新生代（Generation Kplus）競賽中被特別提及，即青年導演勞馨瑩的《小暉和他的牛》。其餘影片，包括知名導演張律、劉健、女性導演韓帥和新秀導演張大磊等人的作品，雖然在光影、卡司上都極為優秀，但除了較受華人圈推崇以外，未引起歐洲觀眾的廣泛討論。

對社會和國際議題的反思歷來是柏林電影節最引以為傲的。在硝煙未平的俄烏戰事，死傷慘重的土耳其-敘利亞地震以及伊朗女性抗爭困境的嚴峻背景下，電影節官方反復強調對烏克蘭和伊朗等地區政治的關注和民生的支持，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甚至在電影節開幕時致辭表示：「保持沉默就是助紂為虐」。反觀此次參展的中國影片，從主題到風格幾乎都更加本土和個人化，與聚焦當下的電影節主旨形成鮮明反差。

「能幫助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

與本屆柏林電影節廣受關注的那些作品相比，幾部較大製作的中國影片裡展現的世界是一個早已不復存在的烏托邦。主競賽的參賽片《藝術學院》、網路劇《平原上的摩西》和短片《我的朋友》通通將目光轉回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一代和當時的生活細節，另一主競賽片《白塔之光》中的主角，一個迷惘的文藝男中年，也是在90年代的詩歌和理想主義中成長起來的。當德國之聲問導演劉健為何沒有像2017年的《好極了》那樣拍攝現實問題時，導演答道：「《藝術學院》仍是關注現實的，只是時代不一樣」。

近年來，中國文藝圈的懷舊風潮勢不可擋。從花樣繁多的綜藝、音樂節目引領全民歡唱老歌，到層出不窮的古裝電視劇，以及《長津湖》、《滿江紅》等歷史題材電影的火爆，中國影視和觀眾們沉湎過去的傾向極其明顯。

自由和開放的90年代雖值得懷念，但對歐洲來說，在當下的危機和動蕩面前，三十幾年前美麗的憧憬和承諾已癒顯蒼白無力。當年的中國和世界與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早不可同日而語。眼下在歐洲廣泛呼籲的口號，民眾之間的國際團結（International Solidarity）似乎對一些中國影人還較為陌生。《綠夜》的新聞發布會上，德國之聲記者提問兩位主演如何看待本次電影節中女性評審和演員們對女性權益和伊朗女性抗爭的支持。范冰冰的回答是：「女人在生活中會遇到很多好的和不好的事情……在任何時候，不管是誰，男人或女人，能幫助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而不是其他人。」

人性與團結精神

藝術本身固然不應被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左右，然而電影作為一個「再現現實」的藝術，脫離社會背景或將空無一物。電影觀眾同時作為社會局勢中最直接的接收者和感知者，自然很難無視眼前的危機和焦點。回顧本屆電影節上大獲成功的影片，大概說明了——人性與團結精神正是現在這個世界最需要的。

奪得金熊獎最佳影片的是法國紀錄片《Sur I』Adamant》（堅毅之旅），在一所非傳統的精神健康護理中心內拍攝。銀熊獎評審團大獎，德國劇情片《Roter Himmel》（紅色天空）則用象徵和諷刺的手法，講述了年輕人自我中心化的焦慮以及與周遭斷裂的情感聯結。這兩部影片不但包含了對個人與社群的反思，並觸及了人與人之間或失衡或可重建的理解與關懷。

對社會生態的關注顯然也是柏林觀眾們最在乎的。由觀眾投票選出的兩項大獎就分別屬於「全景單元」中的故事片《Sira》（茜拉）和紀錄片《Kokomo City》（科科莫城）。前部反映了撒哈拉沙漠中穆斯林女性遭受恐怖主義者綁架和殘害的現實，後部則是一部四個美國非裔跨性別性工作者的生存紀實，挑戰「白人至上」和日常社會對跨性別者的歧視。

此外，對國家暴力的反思、移民、女性和身份認同也是本屆柏林電影節上非常突出的主題。短片金熊獎得主，影片《Les chenilles》（蛹）講述了流亡法國的，來自黎巴嫩和敘利亞的兩位移民女性之間相互瞭解與療愈的過程。銀熊短片《Marungka tjalatjunu》(浸入鄉色)記錄一個澳洲揚昆甲甲拉族（Yankunytjatjara）青年回到家鄉，並勇敢擁抱自己同性戀身份和傳統文化的故事。為攝影師海倫娜‧盧瓦爾特（Hélène Louvart）贏得銀熊最傑出藝術貢獻獎的電影《Disco Boy》（迪斯可男孩），主人公是一個偷渡到法國的白俄羅斯男孩，為獲得合法身份加入備受爭議的「法國外籍兵團」（French Foreign Legion），電影刻畫了他在暴力、現實和人性之間的痛苦掙扎。

中國電影為何走上懷舊路線？

2月16日的柏林電影節開幕發布會上，本次評審團成員之一，香港導演杜琪峰公開表達了他眼中電影在社會中的重要性：「當如果有極權的時候，人民失去自由的時候，電影通常首當其沖，……，我認為全球爭取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都要支持電影，因為電影會為你發聲。」 此番大膽言論火速惹怒國內輿論。2月18日，網友發現杜琪峰的微博帳號「杜琪峰bot」被炸號，多家中國媒體更稱其執導與監制的9部未播作品或將面臨封禁。

如此一來，中國導演們在柏林的低調和含蓄似乎變得合情合理。本文前面提到的，本屆唯一一部直接與女性和同性焦點緊密相關的中國片《綠夜》，也被導演在採訪中再三抹去其社會涵義。
藝術家和電影人本應是走在社會思想和意識最前沿的前鋒（Avant-garde），然而在當今的中國似乎不然。很難說很多中國藝術家究竟是對國際議題輕蔑無知，還是為了名利或明哲保身而不敢創作。

在一些普通觀眾眼中，藝術家背後的政治無奈也許終究是個人選擇。畢竟，世界上有一些藝術家和電影人仍冒著生命危險創作，並有意識的為人民的正義發聲，比如著名華裔作家嚴歌苓、第70屆柏林金熊獎得主，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索羅夫（Mohammad Rasoulof），以及本次柏林電影節的評審之一，流亡法國的著名伊朗女演員法拉哈尼（Golshifteh Farahani）。

毋庸置疑的是，越是動蕩不安的年代，人們越渴望在藝術作品裡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藝術家若只一味專注抒發個人情感和需要，置身於空中樓閣，其作品價值和內涵不免大打折扣。中國電影如不擺脫自我感動的「中國夢」，無法真正著眼於現實和理解世界，那麼未來或終將在世界舞台上遺憾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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