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ektuelle China Kompensation

57年底，共有30萬人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受到的處分從寫檢查到囚禁不一。大多數人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時隔50年後，當年的倖存者已經不滿足於獲得平反，還要求經濟賠償。

在香港一家飯店的會議廳裡，一群當年的右派正訴說著往事。他們是倖存者，與他們一起蒙難的朋友和同事中，許多人都沒能挺過來。一位姓陳的老人說："我出生於1936年，20歲那年我在北京外語學院上學，還是黨員。我批評了黨的一些政策，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我被發配到內蒙，在農村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

出生於上海的陳先生在內蒙的勞改農場度過了20年春秋。回首往事，他說自己失去了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在場的其他人也都有辛酸的故事。

不同於中國政府對部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進行了賠償，在反右運動中受到打擊的人迄今沒有得到任何物質上的補償。政府延續了鄧小平時代的路線，鄧小平承認反右運動規模擴大是個錯誤，但認為當時有必要開展一場運動，整肅想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一部分人。本次聚會的組織者林先生認為，中國政府的這一態度是讓人無法接受的。林先生說：「因為當年這種迫害完全是一種違法行動，是國家政權侵犯了人權，侵犯了幾十萬人，幾百萬人的生命財產權利。」 嚴女士被打成右派的時候年僅19歲，還是北大的一名學生。她被迫到一家紡織廠勞動，一幹就是20年。她曾想到過自殺，但有一個想法打消了這個念頭：「更重要的是覺得不甘心死，活著才能討回公道。」 現在50多年過去了，嚴女士還在為討還這個公道奮爭。1994年中國頒布國家賠償法後，嚴女士和另兩位被打成右派的同學就向北大提出了經濟賠償的要求。嚴女士說：「我們給北大寫信，提的要求有三個方面，一是賠禮道歉，二是經濟補償，三是反思歷史，重寫校史，把那一段歷史記錄下來。」

北大的答覆是，校方已經根據政府的有關政策糾正了錯誤，至於經濟賠償應該找中央。於是嚴女士和8位同學就給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寫了一封信。

但多數當年反右運動的受害者認為，他們的要求不會得到滿足。中央迄今為止沒有對右派們的申訴和上訪作出回應。大陸媒體對這一話題也保持沉默。會議組織者林先生說：「我們並不是說我們的訴求能夠在現在的法律體系當中能得到滿意的答覆，我們想通過索賠推動民主運動。使得中國的專制的政權系統和司法系統得到改變。」

如今，當年的右派分子都已是年邁的老人，許多人已經不在人世。因此講述他們的經歷具有重要意義。71歲的陳先生現在生活在香港，他說：「我現在只有一件工作：回憶，再回憶，把它們寫下來給年輕人看。當時和我有相同遭遇的有50萬人，現在在世的只有1萬人了，許多人都不在了。我們活著的人必須為死去的人做點事，我們必須把他們父輩和祖父輩的故事告訴現在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