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四周年：在德國述説香港抗爭和離散的故事

（德國之聲中文網）2019年6月12日是香港反修例運動的重要節點。當天，大批市民佔領金鐘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附近道路，意圖阻擋修訂草案二讀，警民爆發激烈衝突，被視為該運動正式升級的標誌。時至2023年，四年過去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還有多少人記得？

至少，克莉斯汀‧伍芬巴赫（Christine Umpfenbach）還一直唸唸不忘。她是「慕尼黑美景」（Bellevue di Monaco）文化活動部主任。這是一家為移民和難民提供居住和文化活動的綜合社區，位於慕尼黑市中心黃金地段，其誕生是反對曾盛極一時的「Pegida」（「歐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的一系列公民運動的結果。

基於以移民和難民為焦點的文化中心定位，伍芬巴赫一直關注社會和政治議題，包括香港。但自2020年以來，由於疫情及其他德國國內的種種事件，她感到德國媒體對香港的關注度越來越少，所以想通過舉辦文化活動來重新引起大家的關注和討論。

相信電影擁有強大的號召力，活動策劃團隊挑選了兩部香港獨立電影，一是希望可以令觀眾瞭解更多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背景及複雜性，二是展現一些香港新移民當下的生活和心態，以更好地連結歐洲和德國。活動現場放置了一些2019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由抗爭者自製的小型雜誌，提供了一個包含當年運動現場照片和抗爭者音頻資料的線上展覽，還安排了一段行為藝術表演。每場電影結束後，主辦方邀請了幾位已離開或仍留守在香港的學者、藝術家和NGO工作者進行映後座談，與現場觀眾交流。

《憂鬱之島》：社會運動、歷史傷痕與香港宿命

電影《憂鬱之島》講述了三位不同世代香港人的真實故事：文革時游泳偷渡離開中國大陸的逃港者、八九民運時身處北京親歷六四事件的香港學生，以及參與六七暴動的少年犯（簡稱yp，young prisoner）。影片使用偽紀錄片的手法，讓雨傘運動世代的香港學運參與者扮演這些前輩年輕時的角色，並就此表達個人看法。影片流動於紀實與虛構之間，由不同世代的人串聯起各個大時代的社會事件，折射出不同時期抗爭者眼中的時代價值和對香港的看法。

參與本片座談的嘉賓有在德國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Wan Ho，現居德國、曾積極參與學運和工運的港人JM，以及在香港居住超過20年、曾在香港NGO工作的澳洲人Paul。

爭議：六七暴動

作為學者，Wan Ho的研究方向是中國歷史、文學、文化及傳媒研究，其中包括冷戰時期中共官媒在英殖香港各重大事件中的角色。她指出，影片中第三部分將六七暴動和2019年反修例運動進行對比有一定的危險性，容易引起誤會，因為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2019年的運動是由民眾自發產生，「無大台」，並非由幕後利益集團操控；而六七暴動則是由中共的香港代理人新華社進行組織、自上而下策動、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的暴力奪權行動。這點也可以通過中共在香港的官媒《大公報》對1966、67年兩次社會運動截然不同的報導風格得到印證。對於這些六七暴動參與者的動機究竟是出於信仰還是由於利益，她表示懷疑。

針對這個質疑，Paul則覺得影片這個部分是想展現六七暴動時港人的愛國情懷與近年雨傘世代的情緒差異對比，而並非對兩個事件作對比。JM也對影片的手法表示理解。他認為，六七暴動時，香港處於殖民統治之下，社會出現一個帶有理想色彩的想法，有人願意相信。只是情況到了2019則是完全扭轉了。

2014與2019，關於傘運與反送中的記憶

三位嘉賓都認同影片具有很強的震撼力，也都聯想到了自身的經歷。

2014和2019時，Paul本人不在香港。但對於在香港居住超過20年的他來説，香港是他心中的家。由於香港NGO的工作經歷，他認識很多少數族裔群體，例如南亞裔和菲律賓裔人士。他們儘管從外貌看起來不像香港人，但他們在香港出生，有很強的香港歸屬感，這點在社會運動期間尤其得到體現，令他印象深刻。他認為，這些人的身份認同被忽視了。

JM於2014年投身雨傘運動，後到外國升學和工作，至2019年時見到香港運動的情況又義無反顧地回去。他認同兩次運動的社會參與面都很廣。在他看來，香港人其實對政治並不敏感，是北京在香港實施了越來越多的控制才引致了社會各界的普遍覺醒。97年的時候，他家有機會移民英國，但他沒有離開。而對於所謂的愛國敘事和一國兩制，他並不能相信：「如何能相信這個政權會變？他們根本不履行自己的承諾。我們一直要求平反89六四，但根本沒用。」

同樣於2014、2019身在香港的還有Wan Ho。雨傘運動時，她在佔中運動中擔任義務教師，為同學提供免費補習，下課後還要回辦公室加班。2019年，她中斷了德國的研究回到香港，一是因為支持運動，二是照顧生病的家人。2020年，疫情爆發，她回到德國繼續做研究，之後三年多時間沒再回去，直到今年3月。之前忙於研究時並不覺得，但當她再回到香港時，那些年的回憶突然一下子回來了。她感覺自己在香港變成了一個陌生人。以前和朋友談起六四時談到心理創傷，現在她自己也有了親身感受，以至於已不太想再回顧當年的相關影像，避免心理負擔過重。

之後，有觀眾談到了港人在2008年支持北京奧運、大力捐款為汶川地震賑災的往事，以及2012年習近平上台、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後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心理轉變。Paul同意他的觀點，也認為習近平與中共之前的領導人很不一樣。很多香港人的出走是在他上台之後，包括「藍絲」和大陸人。

《野草不盡》：運動過後，是去是留？新時代的香港離散

紀錄片《野草不盡》講述當下移英港人的故事。影片從素人的視角，以對話為主軸，追蹤兩個在2020年政治移民潮裡果斷離開的港人，展現他們在遷移過程中面對的捨棄和困惑：一個年輕的父親，為了剛誕下的兒子而追逐新身份，自身卻困在故土，與上一代華人移民展開一場關於身份認同的思辯；一個青年告別摯友，與在港判囚的朋友過上不同的生活，躊躇於海外港人的角色。

參與本片座談的嘉賓是現居香港的戲劇工作者G，擁有自己獨立工作室、遊走於德國和香港兩地的藝術工作者HG，以及出生於中國大陸、2014年移居香港的藝術工作者Anam。

離開，意味著背叛？

G是堅定的留守者。他介紹道，香港最近的日常是這樣的：朋友見面，打聲招呼說好久不見，接下來的話多半是：「你有沒有想過要走？」G的父母與弟弟已移民英國，他自己卻堅持做留下來的人。

他其實可以理解離開的理由。正如片中主角談到的，沒孩子的人可能根本不想生了，有孩子的人不想孩子說普通話。但離開也有離開的難處。離開之後，要考慮生活是什麼條件，自己處於什麼階層。他的弟弟到英國數個月後還是沒能找到工作。

而對他本人來説，留下來有更重要的原因。如果沒人留下，那文化豈不是會逐漸湮滅？此外，在香港還有很多走不了的人。當初一起表達意見的手足現在很多還在獄中，不能放棄他們。而在工作方面，雖然越來越多的審查妨礙創作，但對於他來説，不能用廣東話是更大的挑戰。常常有人說他的許多記憶、感覺和情緒仍然停留在2019年，但他認為並非如此--而是，那些在囚的人是他們需要負上的責任，那些過去是他必須背負著前行的無比重要的情感。

去留之間

HG的選擇和G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他看到目前很多港人移民到附近的台灣、日本和泰國；也有很多人去了英國，因為其制度接軌，可以保持原來的工作。如同影片講述的那樣，身為主角的年輕人走了，但他大部分的朋友還在。移民離開的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人還是留在香港。其實香港的移民潮由來已久。1997臨近的時候就有很多港人移民到加拿大。現在這波移民潮下，很多人移民出去找不到工作，又回流到香港。片中的兩個新移民雖然有困惑，但狀態還算較好——他聽説有移民海外因生活不適應而自殺的例子。

HG不喜歡二選一，他選擇第三種，遊走於兩地之間。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香港，感覺卻和以往不一樣了，他自己至今也還沒有想明白。他感覺自己彷彿是回到了一種原始社會的狀態，如同採獵者，沒有固定的居所。

在HG看來，冷戰時期的流亡可能意味著永別。但在21世紀，時代不同了。他在德國認識一些非洲朋友也處於流放的狀態，但他們有選擇的自由，可以回家。在我們這個年代，流動相對較容易，我們是否可以在流亡（Exile）和離散(Diaspora)之間創造一種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強加上背叛的精神枷鎖？HG將這種生活狀態稱之為「新形式流放（New form of exile）」。而在外面的人，應該儘量幫留下來的人發聲。

離散與傷痕

對於影片中移英港人在身份登記時的選擇困惑，Anam深有同感。手持中國護照、身為自由藝術工作者，她幾乎很難獲得外國簽證。新冠疫情期間，她的護照到期了，但當局拒絕給她派發新護照，讓她留在國內。無可奈何之下，她選擇入籍香港，憑藉香港護照獲得出入境自由，否則也無法參加本次活動——而這種自由，是持中國大陸護照所無法享有的。

片中新爸爸將移民比如為離婚，令Anam印象深刻。對她來説，那感覺就像是乾杯時喊的那句「飲勝」——離婚的同時，意味著與民主結婚。

作為參與抗爭運動的新香港人，Anam對身份認同有很多困惑。即使在香港居住了十年，但她感覺很難將自己稱為香港人。由於大陸的出身，她常常要面對一些質疑，甚至有時是來自於朋友的。儘管支持香港的抗爭運動，但她對運動中流露的某些情緒感到疏離，而日益加深的中港矛盾也令她頗為尷尬。

反修例運動期間，不少香港年輕抗爭者與家人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有些抗爭者對家人隱瞞參與運動的實情，因而即使受傷了也得不到家人的支持。這種家庭矛盾對Anam來説更是尖銳。她的父母都是愛國的共產黨員，都認定她去香港後被人洗腦了，對於她入籍香港的事更是暴跳如雷，兩代人之間根本無法溝通。後來，因為身邊的朋友成為新手父母，Anam看到朋友養育嬰兒的種種不易，才生出一種對父母既感激、又愧疚的心情。

不同的觀眾也分享了和Anam類似的代際矛盾經歷，其中一位去年參加了聲援烏魯木齊大火的白紙運動。她的父母對她參與抗議的事一無所知，獲悉後大發雷霆，質問她為何不對他們坦白。父母都是過來人，他們年輕時就見過有人因為説錯一句話而被毀了一輩子。這時她才明白到，父母對她的訓斥並非因為他們愛國愛黨，而是出於對她安全的擔憂。同樣令她感到受傷的是朋友的態度。和她一起抗議的朋友曾經兩肋插刀，在她被捕後努力組織營救。但在她來歐洲之後，那些朋友卻對她疏遠了——他們被警告不能接觸流亡海外的人，這點卻是她沒有想到的。

「再見偏說到紅眼」

《憂鬱之島》播到片尾時，有觀眾忍不住啜泣起來，因為她在那無聲的片段中見到了幾個被控罪的朋友。那些還未有定論的審判在提醒著我們，香港的抗爭運動並沒有結束。在影片中，大海的場景反覆出現。片中遠望著老伯泅水身影的年輕人說：「他經歷的苦難在我們這裡一代一代地重演……香港現在變成這樣，你走不走？」這顯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無論是《野草不盡》中已經遠走的主角，還是在德國現場參與交流的嘉賓和觀眾，都無法給出一個簡單明瞭的答案。或許，其中的困境就如香港樂隊RubberBand所唱的那樣：「再見偏說到紅眼……被時代拆散，才道別那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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