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逝世：他是一位不一樣的中共總書記

（德國之聲中文網）1926年8月17日，江澤民出生於今日的江蘇揚州境內。當時，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一個月前開始北伐，中國爆發內戰。但是，出生在這樣一個風雲年代的江澤民，人生早期卻與「革命」緣分不大。按照中國官方資料，江澤民1943年起「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但是卻並沒有提到當時他是在哪一所學校。有歷史資料顯示，江澤民當時入讀的是汪精衛政權的中央大學。由於按照中國官方歷史論述，汪精衛政權是「偽政權」。有評論人士認為，這正是中國官方迴避江澤民這段歷史的主要原因。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江澤民轉入上海交通大學繼續學習，並在194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電機系畢業的江澤民在職業生涯初期一直幹著專業本行，擔任多家企業的工程師。他最初所效力的一家中美合資食品企業在中共建政後轉型成為國營益民食品一廠。按照獨立傳記作者、加拿大記者杜林（Bruce Gilley）的說法，江澤民在這段時期結識中共高官汪道涵，後者成為他進入政壇初期的重要支持者。

江澤民此後的事業可謂一番風順。1955年，前往莫斯科史達林汽車廠實習。回國之後在長春第一汽車廠工作，此後又在第一機械工業部（一機部）、電子工業部等部委擔任多項重要職位。1985年，江澤民調任上海市市長，一年之後兼任市委書記，成為經濟重鎮上海的最高掌權者。

1989：一步登天

雖然江澤民的政治生涯進展順利，但是可能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短短兩年之後，這位前工程師便會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歷史學家章立凡表示：「從江本人來講，可能本來已經準備做完上海這一任就退休的。他被選中純粹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因為李先念、陳雲等元老向鄧小平推薦，而鄧小平當時也無人可用。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個機會讓他上來。」 

這個機會便是1989年爆發的民主運動。六四事件爆發後，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因反對鎮壓學生而失去權力，而在一些中共元老們的推薦下，鄧小平最終決定用江澤民取而代之。於是江澤民在六四事件之後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從原來的政治局委員直接躍升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當時江澤民已經63歲，而他的後兩任總書記胡錦濤和習近平分別在50歲和54歲時便成為政治局常委，為「接班」作準備。

德國符茲堡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列維表示，儘管江澤民從共和國建立之後便擔任過一些黨政職務，但並沒有獲得很多機會，「如果不是趙紫陽下台，江澤民不會得到權力。」

1989年之後，江澤民雖然得到了權力，成為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但擁有的實際權力卻並不大，地位也並不穩固。六四事件之後，江澤民與李鵬領導的政府一度推行「治理整頓」，改革開放陷入停頓。直到鄧小平通過1992年的「南巡講話」釋放推動改革的強烈訊號之後，江澤民才做出調整。

「一個機會主義者」

德國專家列維認為，當時的中共內部左派和自由派之間分歧嚴重，而江澤民則選擇通過緊跟鄧小平來確保自己的權力：「他首先表現的比較保守，然後又展現進步一面，後來又轉為保守，因此顯得有些不夠堅定。在大部分外國觀察家眼中，他被視為一個機會主義者。」

北京學者章立凡做出了類似的判斷：「他就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但他是一個成功的機會主義者。」章立凡認為，江澤民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政治主張，而是比較靈活地在黨內的派系之間，找到自己的空間，鞏固權力，最後形成自己的派系，即所謂「上海幫」。

好表現，不懼媒體

在鞏固權力之後，江澤民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現漸趨活躍，而且往往在國際場合有彈奏鋼琴等出人意料之舉。章立凡認為，江澤民是一個「比較張揚個性，有表現欲」的領導人，而他所受教育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從家庭來講，他是應該受過一些中國傳統教育。從中學到大學，他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然後他又到社會主義國家留學，受到社會主義教育。他從教育履歷上看，比胡錦濤所受的單一的教育不太一樣。在各個關鍵時刻，他當年所受教育，給他儲存下來的基因都能發揮作用。他的英語也很好，還能背《葛底斯堡演說》，又善於彈奏樂器，時不時還唱首歌。他不斷的用各種方式來表現他的才藝。」

2000年8月，江澤民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欄目主持人華萊士（Mike Wallace）的專訪，這在中共最高領導人中並不多見。江澤民當時與這位著名記者就「獨裁者」這個稱呼產生了激烈爭議。華萊士認為，江澤民是世界上最後一位共產主義獨裁者，而江澤民則堅決否認。

2個月後，他在面對香港電視媒體關於「是否欽點董建華為特首」的追問時做出回擊，批評香港記者「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年輕，太單純，有時天真），一時成為海外媒體報導熱點。

「三個代表是雙刃劍」

同樣是在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後，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並最終將這一理論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提並論，寫入中國憲法及中共黨章。在「三個代表」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條：中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以及由此引申而來的所謂「私營企業家入黨」的問題。

「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步驟，讓企業家對中共更為友好，」德國維爾茨堡中國問題專家列維分析道，「因為人們認為，如果中產階級獲得私有財產和財富後，便會要求話語權和政治參與權，這樣就會對中共統治構成挑戰。因此從一開始就把資本主義的代表吸收進來，拉到自己的一邊，這當然是很聰明的做法。」

章立凡也認為「三個代表」是一種理論創新，實際上引入了「全民黨」的概念：「不管是不是他親自謀劃的，但至少是由他提出來，在中共執政理論上算是一個里程碑」。但章立凡同時指出，「三個代表也開啟了另一道門，就是官商勾結和腐敗橫行開始。所以三個代表的提出其實是一個雙刃劍，既發展了生產力，同時也極大的腐蝕了中共，使中共走向腐敗真正是從江澤民時代開啟。」

除了初期經歷了六四後的外交孤立和經濟動蕩之外，在江澤民隨後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國總體局勢相對平穩，並先後迎來加入世貿組織、香港回歸和申辦奧運和世博會成功等重大事件。經濟方面，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字，199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為18668億元，人均僅1644元，而到江澤民卸任總書記的2001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20333億，人均9398元。

鎮壓法輪功

與經濟發展相對應的是，中國政治改革方面步伐緩慢。而1999年開始的鎮壓法輪功運動更是成為江澤民主政期間最具爭議的政治事件之一。歷史學家章立凡表示，鎮壓法輪功可能是由於江澤民對形勢做出了誤判：「法輪功是一種民間宗教，在中國歷史上這類民間宗教生命力非常頑強。這一類帶一些宗教色彩的民間練功團體，你越是打壓，可能轉入地下，越沒有辦法進行管理。」章立凡透露，時任總理朱鎔基並不贊成強力打壓的做法，但江澤民堅持鎮壓法輪功，最終造成了持續對抗。

而德國學者列維則表示法輪功當時聲勢極大，甚至中共黨員中也不乏修煉者，使中共感到自身安全與穩定受到威脅：「我無法判斷，是否其他人也會對（法輪功）支持者使用那些被指稱的虐待手段。但是這些手段對於那個時代和那個體制而言並非不同尋常，我也不會將將這一問題完全歸結到江澤民個人身上。」

卸任之後

2002年，江澤民辭去中共總書記職位，將權力交給被普遍視為鄧小平隔代欽定接班人的胡錦濤。但是，江澤民並沒有同時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直到2005年才徹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後的江澤民依然時常出現在媒體上，出席各種活動。許多人將這一做法視為「戀棧」，而歷史學者章立凡則認為，這並非江澤民個人的首創：「中國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雖然鄧小平廢止了終身制，但實際上鄧小平並沒有廢止老人幹政。江延續了這種老人幹政的傳統，整個胡錦濤時代都處於老人幹政的狀態之下。」

於是，作為「普通黨員」的江澤民依然時不時出現在一些重要場合，而他與現任中共高層的關係以及他的健康狀態也始終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如今，隨著他的去世，這位不同尋常的中共總書記終於告別了他所鍾愛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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