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 梵中密約——幼稚輕信還是高謀遠見？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不久前的歐洲之行，可謂是一次徒勞且不得意的行程。 但這個月，外交部也許更期待著通過另一個機會在國內國際問題專家那裡扳回一點聲譽。眾所周知，2018年時梵蒂岡與中國在經過幾十年的談判後簽署了一個秘密協議。而這項秘密協議到本月22日到期。就此，義大利的大主教Claudio Maria Celli 很有信心地說，此項協議會得到續簽。作為一個長期地服務於梵蒂岡的外交家，他的話的可信度應該是很高的。 而客觀上，中梵雙方確實也早就在商討續簽的事了。

"形而上"與人的本性

說起宗教問題，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名言：人的本性決定了其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雙重性。作為"形而下"的對立面， "形而上"關注的是來世、超越物質層面的事，而"形而下"只是關心現世的事。叔本華認為，形而上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哲學，另一個則是宗教。 投入哲學的人畢竟是少數，而大多數人則願意把自己歸屬於某個宗教。根據人的"形而上"固有本性，叔本華便創造了 "人是形而上的動物"（animal metaphysicum）這個定律。

我個人以為， 叔本華的話實際上已對我們一般理解的"宗教自由"提供瞭解釋的基礎。既然形而上是人的本性，反對人們信仰，就是剝奪了人的基本權益。但是，一旦到了"唯物主義者"領導的國家那裡，憲法裡面明文規定的"宗教自由"實際上成了充滿矛盾的口號。因為既然唯物了，"形而上"就屬於應該唾棄的東西。 正是依照這個邏輯，中國共產黨再次強調嚴禁黨員信教。根據網媒《寒冬》（Bitter Winter）報導，這個規定顯然有擴展的趨勢：中國多地公務員和國企員工等事業單位的員工和家屬也不準信教，否則就可能失去工作的飯碗。筆者以為，瞭解這一點，對於理解中國的宗教政策包括對中方對梵蒂岡的政策有一定的啟示性。

中梵關係的關鍵問題

中梵關係一直從50年代起，便面臨著兩大問題：一個是外交性的問題，即是承認中國還是承認台灣的問題，而另一個是掌控權的問題，即對主教的任命權問題。早在1981年鄧小平就說過："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是梵蒂岡與台灣的關係問題。如果梵蒂岡解決了這個問題，承認一個中國，我們同梵蒂岡的關係就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岡必須尊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獨立自主、自傳、自辦教會的政策…。"

梵蒂岡1952年在其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台北復設公使館並於1966年升格為大使館。在美國恢復跟中國的外交關係前一年，即1971年，梵蒂岡撤回駐台灣的教廷大使葛錫迪，降低了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級別，此後一直再未向台灣派駐教廷大使。即便這樣，梵蒂岡羅馬天主教廷目前是歐洲國家中唯一在外交上承認台北的中華民國的國家。

在談判中，中方要求梵蒂岡放棄台灣，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而從技術上來說，筆者以為這對梵蒂岡並非是件特難的事，因為自71年始，梵蒂岡跟台灣的外交關係並非緊密。 而梵蒂岡要做的事，就是在與中國正式建交同時，如何把台灣輕輕地放下，使得台灣和世界察覺不明顯。

1957年中國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情況及今後任務》的報告，一致同意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會議決定割斷政治上、經濟上和教廷的關係，同教廷保持純宗教的關係，實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方針。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政策有其一致性，即天主教應跟其他宗教一樣，必須"中國化"， 而中國化的要義就是受共產黨的掌控、聽從共產黨的領導。在掌控的問題具體表現就是哪一方有實際的主教任命權。只是在鄧、江、胡的時代，為了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似乎顯得寬鬆些。自2000年以後，中國政府放棄了阻撓自選自聖主教尋求教廷承認的政策，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方面過去自選自聖的主教，可以較為公開地向梵蒂岡表示忠心，取得梵蒂岡方面認可為合法主教。 而實際上，這也反映了中國對天主教的掌控能力比較往年有了更大的信心。2018年的秘密協議，多少反映了這種"自信心"的存在。根據那個協議，教皇認可8個由中國政府任命的主教，作為"回報"，中國認可了兩位獲梵蒂岡祝聖的主教 。

各種跡象表明，台灣的問題似乎在今年的協議中會比掌控問題顯得更重要。因為在處理了香港問題後，剩下就是台灣了。在外交上孤立台灣，化解台灣僅有的15個邦交國，是整個"統一祖國" 計劃一部分。如果能使梵蒂岡換位，就等於拔掉了毆洲最後一個台灣的邦交國。就如中國國內一位匿名的宗教問題專家所說的，一旦解決了台灣問題，那就大功告成，中方就會溫吞水似地處理梵蒂岡那些關於掌控權的要求了。

梵蒂岡的考量

那麼梵蒂岡與中國"復交"的動力來自何處呢？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公佈的2011年全球基督教報告（Global Christianity)，2010年中國有5800萬新教徒和900萬天主教徒。從增長情況來看，普渡大學宗教問題專家楊鳳崗估計，2018年中國總共有約1億基督教徒。而相比之下，台灣天主教徒則是20萬。

同樣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數據，570萬的天主教徒屬於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領導，而其他大多屬於政府認為非法的"地下教會"。

梵蒂岡主張跟中國恢復關係的一派認為，跟中國官方的和解，是唯一的能幫助那一大批被迫害的地下教會的教徒的出路。而和解就意味著妥協。雙方各自承認任命的教主，就是一種必要的妥協。積極支持中梵談判的、梵蒂岡內部一個重要官員即義大利的紅衣主教Pietro Parolin 如此說：與中國恢復關係"有利於中國的天主教教會，而他們正是我要熱情擁抱的兄弟，特別是那些曾經受難並還在因為信仰受迫害的人"。 為此，梵蒂岡迫切地期待著北京讓其建立名正言順的大使館。同時，梵蒂岡並不想撤回在台灣的代表處。

梵蒂岡的主和派認為，梵蒂岡在與中國建交中可採用所謂的越南模式。它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候，針對越南地區主教選舉問題（祝聖），採取的是一種"默許"策略，越南地區信徒選舉產生地區主教，並且得到越南政府的認可，越南天主教組織向梵蒂岡教皇提出名單，梵蒂岡教皇對此不持異議。

中國的考量

儘管中國對越南模式並不會有太大的異議，因為經過幾十年的基督教的中國化，中國共產黨已經獲得了不少掌控的經驗。 所以，在"由下而上"地任命主教的問題上，中國一方面可以給梵蒂岡吃定心丸、使其相信中方的"宗教自由""寬松"政策，另一方面，可像2018年以來的做法一樣，認可1-2個受梵蒂岡祝聖的主教。如上所說，問題的真正關鍵在於，中方一貫堅持在中國與台灣問題上有我便無他的原則，即梵蒂岡必須在與台灣斷交的前提下才能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而在這一點上，今天非但沒有讓步，而且顯得比以往更為迫切、重要。 

梵蒂岡的妥協

如果仔細地觀察比較一下中梵雙方作的讓步，那顯然，梵蒂岡作了遠比中國大的妥協。2018年秘密協議的簽署本身，就意味著梵蒂岡放棄以前堅持的幾項原則，其中主要的是在主教任命問題上向北京讓步。這從2018年以來雙方不對稱的互相認可主教的數字便能看出：8比2，即梵蒂岡認可了中方任命的8個主教，而中方則認可了由梵蒂岡祝聖的2個主教。

至於今年以來的幾個事件，更表明梵蒂岡明顯開始在討好中方。 比如說，在抗疫期間，中國與台灣雙方對義大利以及駐羅馬各種慈善機構以及宗教組織捐贈不少醫療物資。梵蒂岡在公開場合則公開讚揚中國，而避免提及台灣的貢獻。在全球疫情嚴重階段，當很多國家提出把台灣重新接納到世界衞生組織時，梵蒂岡卻沒有支持。當歐洲各國在中國在香港引進國家安全法之後，紛紛表示抗議之時， 梵蒂岡卻始終保持沉默，為的是不要激怒中方。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梵蒂岡那些積極發展中梵關係的勢力，一直比較樂觀。比如說，天主教教皇方濟各2016年10月5日公開接見了一位中國大陸主教徐宏根。徐隸屬中國官方教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後來，2019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主席房興耀在梵蒂岡參加了一個主教峰會。這一切，點燃梵蒂岡今後讓教皇方濟各不久的將來訪問中國的希望。梵蒂岡的主芯、紅衣主教Claudio Maria Celli 對中梵互動充滿信心，認為，這是一種"相互尊重，條理清晰，共同負責和具有前瞻性"的互動。

孫子兵法式的"智慧"的競爭

當然，人們也看到，自談判開始，不少天主教圈子裡的有識之士不斷向梵蒂岡的決策者提出批評和忠告。香港退休樞機主教陳日君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指責梵蒂岡對中國威權制度態度幼稚。梵蒂岡對中國教會的情況瞭解到底如何，筆者無法估測。但是，如果瞭解中國官方如何對待宗教，陳日君主教的指責不無道理。

記得筆者在85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畢業時，當時的陳姓系黨總支書記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談話。談話總的意思是，那時在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剛創辦不久，黨需要派送一些既懂外語，又值得信賴的年輕人去學習，並在那裡為黨工作。她問我是否有興趣去。當時，我個人確實對宗教學有著特別的興趣。但是，從她描述的任務來看，顯然她是要我去那裡一方面進神學院學習，另一方面今後成為黨的"線人"。這種"秘密使命"不禁使我聽後有點毛骨悚然。我最後很客氣地謝絕她提供的機會。二十多年過去了，2011年起我在上海交大任教時，我在徐匯校區的辦公室不遠處就是著名徐家匯天主教堂。每次路過，我禁不住會想，那裡的神父和主教中有幾個是黨的"線人"啊？ 從85年至今，按邏輯，相信全國天主教內為黨工作的"線人"肯定已不少了。關於這個，在香港的陳日君主教也許比梵蒂岡那裡的決策者瞭解的更多。 

梵蒂岡與中國政府的談判，可以說也是一次智慧的競賽。梵蒂岡是否在最近的談判中會犯幼稚和誤判的錯誤，那只能等第二個協議出來後再判斷了。筆者估計，基於道德的壓力，梵蒂岡不至於會徹底拋棄台灣，而中方實際上也並沒有作好讓梵蒂岡在北京建立使館的準備。因為一個宗教政體的使館跟一般國家的使館不同，一旦作為一個實體在中國存在，官方更會擔心教徒們"裡通外國",除非梵蒂岡放棄一切與教徒和教會必要的互動需求。至少目前梵蒂岡還不會接受在中國開一個完全受中方擺布的使館。至於掌控權、即對主教的任命權的問題，第一個秘密協議的模式已基本定型，第二個協議將會是第一個的延續而已。而有一點是肯定的，今後中國與梵蒂岡的互動將日益加強。

但願上帝真正保佑全球的包括中國天主教教徒！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IAE Pau-Bayonne 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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