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北京只走了一著先手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歐的投資協定談判無疑不只是雙方之間的事，它牽動著中歐美三角關係的變動及其地緣政治利益。協定談了7年35輪，是一個馬拉松式的談判，期間有很多雙方主要是中國不願讓步的地方，但在2020年下半年談判突然加速，尤其9月中國和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宣佈年底完成談判，12月最後一輪談判甚至只用了6天，這背後確實有美國的因素在起作用——中歐都感受到美國會對雙邊談判施壓，然仍須區分，美國到底施加了多大壓力，以及這個壓力（假如存在的話）對歐洲大還是對中國大。

拜登當選總統後已幾次就對中政策表態，稱要聯合盟友，不只在對華戰略而且在經貿問題上也要同盟友協調立場，共同抗中。拜登釋放的訊號自然十分清楚，改變川普时期甩開盟友單挑中國的做法。然而，如果把拜登的話理解成華盛頓願單方同布魯塞爾協商對華政策而布魯塞爾無需響應華盛頓，則肯定不準確。拜登的潛台詞其實也很明確，在美歐處理對華關係上，美國要同歐盟協調，歐盟也應同美國協調，所以在傳出中歐可能年底結束雙方談判的消息後，候任國安顧問蘇利文推文呼籲副國安顧問博明30日向「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表達的不滿——他稱「歐盟正致力於在美國新政府上台前夕達成一項新的投資協定，美國兩黨和政府領導人對此感到困惑和震驚」——來看，華盛頓可能在這個問題上對布魯塞爾施加了「關切」，但也可能沒有。然即使施加了「關切」，其程度也不足以讓布魯塞爾聽從華盛頓的「意見」，華盛頓高估了自己對歐盟的影響力。

美國政府交接期的混亂和川普的不認輸，使得華盛頓直接向布魯塞爾交涉的機構不大可能是白宮，拜登過渡團隊應該也沒有就此問題向歐盟溝通，只是蘇利文發了一則推文，這很可能導致華盛頓的「意見」在布魯塞爾和德法等國「打折」。因為外界看到，歐盟專門就27國的立場開了一次會議，說服了波蘭等個別響應華盛頓的國家，同意2020年結束中歐投資協定的談判。

可見，在該投資協定的談判上，要麼美國對歐盟施加的壓力尚不足夠強到讓歐盟改變主意，要麼歐盟從過去四年的經驗以及美國當下現實中得出，美國不再是過去那個讓歐洲信賴和放心的美國，歐盟為自己利益計，需要獨立的對華政策，而非跟在美國後面亦步亦趨。

歐美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重合的地緣政治利益，這是它們能夠結成半個多世紀盟友的基礎，然而，在對華經濟問題上，雙方又存在著高度的競爭，中國14億人的大市場尤其4億中產階層的消費升級，是各自的企業和政府不能忽視的。其實，歐盟不但面臨著和美國在中國市場的競爭，也面臨著中國本土企業強有力的競爭。若歐盟不能和中國達成一個受法律保障的框架協議，後來居上，在中國市場就只能受美排擠，落後於美。因為華盛頓已捷足先登，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及拜登上台後可能的第二階段協議，將鎖定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在這一方面，美國難和歐盟分享。歐盟不太可能天真到以為拜登喊幾句「美國重新回來」，就會放棄以己為主，兼顧盟友利益的立場。

可能正是出於這種考量，歐盟要利用美國權力交接的空窗期，和中國完成投資協定的談判，掌握主動權，因為一旦響應拜登號召，等美國新政府上台，那時即使美歐協調，很可能也是美主歐從，特別是若美先與中國進行相關討論，歐盟更將失去對中貿易談判規則上的主動權。

當然，疫情後中國再次成為全球經濟引擎，也是歐盟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多個機構預測，中國的經濟總量有可能提前5年趕超美國，未來經濟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在中國，使得歐盟不能丟棄中國市場。

然而，和美國施加於歐盟的壓力感相比，中國感受的美國壓力無疑要大得多，這個壓力不是美國在中歐談判中直接向北京提什麼要求，而是在美中交惡的背景下，北京擔憂拜登政府會採取不同於前任但卻可能更不好對付的策略，就此而言，中國比歐盟有更強的動力去推動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早日完成，當然，這也就意味著在這種戰略壓力下，中國需要對歐盟作出讓步以使雙方得已完成談判。

在以前的中歐談判中，雖然雙方互有要求，但顯然，中國做出的讓步要多於歐盟，因為以市場經濟的標準衡量，中國被西方認作非市場經濟體，中國市場的開放度與美歐相比還有很大空間，但在北京看來，正是未開放的部分可能會損害中國的金融體系和產業安全乃至國家利益，從而必須死保，在中國的企業成長起來以及監管體系建立起來之前不能開放。另外，中歐投資談判不像RCEP，後者更注重多邊貿易，前者則重視除市場開放外的制度性規則，歐盟就一直在敦促中國在市場開放、勞工權益和環境保護方面達到高標準，包括國企補貼。這些方面是美國過去力推TPP的重要原因，也是中歐談判長達7年之久的原因。

但這些問題特別是勞工權益和國企補貼，與其說它們是經濟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問題更恰當，比如，勞工權益關係獨立工會的有無，國企補貼關係中國的產業政策和國企競爭力，削弱國企競爭力，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最終有可能扼殺國企從而動搖中共統治的經濟支柱。歐盟希望北京取消對國企補貼，這個問題曾一度讓談判陷入僵局。不只如此，在新疆強迫勞動以及香港抗爭發生後，它們也被歐盟納入談判內容，北京過去堅持在這些問題上是不讓步的，即使讓步也是小讓步，若對歐盟大讓步，意味著對美國和整個西方國家都要讓步，北京堅守的防線就會打開。

可拜登政府的上台及其對盟友政策的改變，讓北京看到了更大威脅。川普打擊中國雖狠，看似沒有章法，但由於它疏遠和得罪盟友，中國對美國的抵制勉強還能支撐，然若美國變得「謙遜」，聯合西方盟友，單美國加歐盟的力量，就遠超中國，如果它們統一對中，何止是「泰山壓頂」，生存恐都有憂。北京不能不顧忌這點，找出化解辦法，最好的方式，就是經濟上和世界所有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盟友深度「捆綁」，這樣美國就不那麼方便地指揮或者脅迫它的盟友去圍堵中國，其他國家出於本國利益也不會輕易跟隨美國。

北京和東協10國及日韓澳新達成RCEP是出自該目的，表態要加入CPTPP是出自該目的，同歐盟完成投資協定談判還是出自該目的。但是和前者比，後者無論從經濟還是政治上說意義都更大。其一，歐盟的體量要大於東協10國及日韓澳新，中國去年首次超美，成為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中歐投資協定若達成無疑能繼續鞏固中國作為歐盟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有助中國經濟「雙循環」中的外循環。其二，中歐投資協定對市場開放和制度性規則的重視及對中國勞工、人權、環境和消除國企補貼的要求，客觀上也有助於中國改革，短中期可能對北京有陣痛，但只要挺過這個陣痛，未來反而柳暗花明。其三，鑑於歐盟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與份量，主動推動和歐盟的經濟合作，其有可能在中美較量中保持中立，至少不過於倒向美國。

布魯塞爾和華盛頓當然清楚北京的算盤。不過，儘管它們都討厭北京的意識形態和管治模式，可政治畢竟是現實的，它們也有利益競爭，要它們同心同德對付北京做不到。但由美國未能阻止歐盟停止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就斷言歐美漸行漸遠，顯然過早。北京遠未到笑到最後之時，相反，只是走了一著先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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