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修憲一年中國的政治變化(下)

（德國之聲中文網）習近平完成修憲、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意味著西方從此要面對一個專制的政治強人領導一個足以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且可能長達20到30餘年，讓外界以及最大的貿易夥伴無法再期待中國的民主化，也無法期待中國內部至少十年一次的領導更迭可能帶來的些微調整。傳統的中美關係也因此喪失了根本的互信基礎和可靠的合作紐帶，反而如同陷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兩個制度迥然不同的希臘強權--雅典和斯巴達之間基於制度差異的緊張和互不信任，最終可能引發戰爭。

不過，這一從內而外的反饋也從此由外而內地徹底改變了中國國內的政治議程，甚至重新修正或者至少強化了中國內部政治生態的分化趨勢，儘管這些改變通常會被看作貿易戰的次生危機。而在當局眼裡，這些次生危機卻意味著可能"將非政治性的矛盾轉為政治性矛盾"，包含著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技術、社會、外部環境、和黨建等等七大風險，孕藏著可能導致顏色革命的所謂"灰犀牛"和"黑天鵝"。在消滅了幾乎所有黨內可見的政治對手、對公民社會組織以及網路进行了多輪鎮壓和清理之後，也在連續五年的大規模反腐運動後，中共卻開始了同時間兩個方向的努力：

一是以制度化的建設來鞏固反腐、強化國家建設。除了去年人大會議修憲的同時正式成立監察委，全面約束黨員、公務員和所有其他公共、社會事業人員，繼續強調依法治國，而且居然成立了一個非制度性的所謂"依法治國領導小組"；甚至在黨建領域也採取制度化手法，即"依法治黨"，例如今年一月相繼出台了黨的"政法工作條例"和"重大事項報告條例"，詳細規定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和黨組織的內部監督，頗有將黨官僚化的強烈傾向。這也符合去年初以來對黨政機關改革的方向，將黨機關的部門直接合並或者凌駕於涉及人事和意識形態的行政機關之上，如黨的組織部合並行政系統的公務員局、黨的宣傳部合並廣播電影電視管理局等。外界如美國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也觀察到這一制度化發展，認為這一趨勢可能有助於中共的長期維持。當然，這也符合習近平長期執政的意圖和準備。

中共的"革命黨轉型"

另一個方向，儘管習近平在國家建設方面強調和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治黨"，但是意識形態上卻發生了重大調整，大大背離了去年"十九大"報告上關於未來黨的基本路線轉移的主張。在"十九大"報告上，習提出未來黨的路線是基於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發展不平衡的基本矛盾，明顯的迎合中產階級價值觀和世俗生活，並試圖以此種內需導向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和社會分配不公平及階級矛盾。但是，歷史似乎重複了中共"八大"以後的戲劇性轉折，在修憲一周年之際，習似乎覺察到國內外一系列反彈和不滿，為捍衛他的修憲成果，而宣稱中共仍然是一個革命黨，呼籲全黨動員，防止顛覆性革命。

一方面強調憲法並修憲、創制一個無限責任、無限制任期的國家元首，同時大力倚賴制度化的國家建設，另一方面卻回歸革命黨進行動員，這種互相矛盾的政策意味著什麼？相信也困擾著海內外觀察家。如果對照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回顧修憲前上一個任期內習近平所發動的一連串"微型文革"，從貫穿其中的習的"新毛主義"執政風格來看，習似乎也是為了因應修憲後的國內外壓力而調整路線，不僅偏離十九大的基調，而且有著加速極權主義國家化的趨勢。

其核心，或者說對中國政治的長期影響，固然在以防範顏色革命的藉口強化極權主義式的管控，爾後將這一"臨戰狀態"的戒嚴措施常態化，這本來也是對前一任期加強社會管控和安全國家體制建設的一個"實戰"檢驗，但更重要的，或許還在於黨的形態轉型：即以黨的建設的風險作為七大風險之一，尋求以所謂黨建為中心的革命黨轉型。

目前為止，外界還很難看出這一革命黨轉型的總體輪廓，似乎也意在推動制度化的同時保持黨的活力，並且以革命黨形態強化黨員和官僚對元首的個人效忠，消弱忠於改開路線的官僚力量。譬如說，2018年大力宣傳的晉江模式，原本應歸功於時任福建省委書記、屬於老一代革命幹部卻是類似鄧小平的改革先驅的項南，以及當地基層官僚的"不管"政策，和晉江人民的企業家精神，與一度在廈門、爾後福建省委任職的習近平並無直接關係，而在去年的改開四十周年紀念中卻被樹為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樣板，這讓晉江和福建的地方幹部私下議論紛紛。畢竟習近平並不屬於技術專家，一直因為紅二代身份被另眼相看、專門培養，與晉江發展、與民營經濟本無過多聯繫。今天對晉江模式和浙江經驗的吹捧，頗有淡化基層幹部貢獻的傾向。

類似的，更值得觀察的是，這是否意味著在地方層面更多平民出身的幹部將得到重用，以此打破地方官僚派系結成的庇護綜合體。在中央層面，十九大上已經攫升大批"之江系"幹部卡住政治局席位近半，地方層面的清洗則從陝西到河北再到吉林，皆因地產建設和環保的衝突引起。習的"青山主義"正在變成政治生態的干預利器。這對改開四十年以來所形成的技術官僚集團，無疑是繼反腐運動之後，再度構成新一輪的清洗。

習時代的"紅寶書"

同時，習的新媒體戰略和黨建路線繼續延伸，不僅將黨內組織、通訊、和宣傳嵌入到微信和微博兩大社群網站上，从去年底到今年初，黨建機關開始大規模推廣"學習強國"APP。這一手機客戶端由中宣部與中國最大的電商阿裡巴巴下属的辦公平台"釘釘"合作開發，要求所有黨員和公職人員、體制內僱用人員都必須實名登記，每天推送有關習近平的新聞和講話，並且要求用戶答題、積分，並設有影片連線功能，方便進行遠程的"黨組織生活會"，儼然成為促進政黨革命化的新"紅寶書"和網上支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林彪發明的記錄毛澤東語錄的"紅寶書"迅速流行，成為每一個紅衛兵、幹部和普通人人手一冊、隨身攜帶的學習工具和忠誠標誌。那麼，在新媒體時代，這種強制性黨員APP的使用對個人崇拜和黨內動員的效果便值得高度關注。如果不是像毛一樣用於對付劉少奇和官僚集團，這樣的社運化、革命化的大規模動員到底指向何方？

畢竟，今天中國的情況與納粹時代或同時代的共產主義者不同。納粹時代的動員主體是中下階層，自認比勞動階級優越，又害怕淪為勞動階級，不贊成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模式，但是願意追隨獨裁領袖。中國今天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已經極其牢固，且在所謂"依法治國"的名義下獲得了包括許多自由派和勞工階級在內的普遍支持，並無更多必要動員支持專政制度。只是，按照新晉國師林尚立在接任中央政研室主任王滬寧職位之前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建設》一書對黨建的解釋，黨建具有兩個面向，一是黨的組織整合，二是黨的社會整合。尤其後者，意味著習近平親自主抓的黨建其最終目標是對社會的控制，在黨-國家-社會的三角關係中擔當軸心，要求黨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融入社會、並超越社會分化。

坦率地說，這可能就是中國版的新時代的黨國社會主義模式，也是習近平修憲一年來所力圖建設的藍圖，以黨的革命化為中心、以黨建對社會的全面控制為手段鞏固其專政，實現"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黨是領導一切"的目標，而且因為國內外的反彈加快了實施進度。雖然理論上無論修憲還是過去一年、或者過去六年的絕對主義專制的進展並沒有什麼新鮮，早已被中世紀以來的近、現代政治文明歷程不斷檢驗，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根本缺陷，但是中共管理層似乎缺乏尋找永久解決的路徑，而是相反，總是以危機之名取得執政機會、復以危機之名將緊急狀態永久化，凍結各個潛在政治群體的利益表達和參政表達，以維系一個封閉的專制共和國。對一個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面臨激烈競爭的大國來說，這種既致力於制度化的國家建設、又與時俱進地搞政黨社運化，既搭上強人政治順風車、又保持政黨活力的做法似乎重現了歷史，卻又結合了納粹德國和史達林蘇聯的經驗，留給世界的大概是異常困難的選擇。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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