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要不要直升機撒錢?
2020年4月24日(德國之聲中文網)最近疫情影響,似乎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直升機撒錢。作為一個最早受到疫情衝擊的中國老百姓也開始眼紅:怎麼我們的政府還不開動直升機撒錢模式啊?有人眼紅也就有人代言,馬上就有專家跑出來說:中國也應該給全體國民每人發一千元!這個主意不久又被修正了一下,因為每個人都發一千元,顯然對最富裕的人群來講,毫無激勵可言,於是有人認為應該對一半比較窮的人口每人發兩千元,而另外一半富裕的人就算了。
這樣的專家很容易被認為是在抄襲歐美國家的政策,雖然抄作業並不可恥,但是抄作業還是需要看看前提條件的。
在疫情衝擊下,保持社交隔離的政策會導致大量的企業關閉,工人失業。喪失了收入來源,不能支付日常開支,這是歐美發達國家每個人能受到政府補貼的理論來源。從這個角度來講,同樣受到衝擊的中國老百姓也有理由得到政府補貼。但是政府本身並不能生產出東西來,補貼給老百姓的錢最終還是要老百姓自己通過勞動繳稅去償還的。現在的補貼並不是免費午餐,更加像一筆流動性貸款。當你眼下沒有支付能力的時候,幫你墊付一下,等疫情過後,在從稅收中償還。所以在美國這樣的儲蓄率很低的經濟體內,平時老百姓拿到薪水都基本十之八九都消費完了的情況下,突然的疫情衝擊會產生大量的支付危機。這樣的直升機撒錢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另外一方面,美國的債務本已很高,這次疫情以後如何處理更加高的國債以便維護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還是一個問題。
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的儲蓄率一直很高,一般來講,中國老百姓習慣於把一半左右的收入拿來儲蓄了。即便年輕人喜歡月光,但是中國的家庭結構遠比美國人牢固,對中國父母來講,一旦子女沒有能力出現支付困難,伸出援手是理所應當。所以中國的家庭儲蓄往往很容易在家族內部調劑,成為抵抗外部風險的良好機制。所以,即使中國在一季度出現-6.8%的前所未有的負增長,中國家庭並沒有出現普遍的支付困難。這全得益於中國家庭的高儲蓄。因此,我看不出中國有直升機撒錢的必要性。
現在疫情暫緩,中國需要重啟經濟增長,特別需要的是推動消費,從而激勵企業復工復產。這時候,很多地方政府採取了發放消費券的政策,我覺得遠好於簡單的直升機撒錢。因為這個政策使得財政支出可以聚焦於激勵消費。比如杭州的消費券,就是"滿減"模式,一元錢的消費券會帶動若干元的總消費。
其次,電子消費券的發放成本遠低於傳統的行政系統。因為給低收入人群的財政補貼,必然要對發放資格進行論證,究竟窮人要窮到什麼地步才有資格獲得補貼呢?與其靠行政人員甄別,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還不如直接用電子消費券的方式。因為這個電子消費券的發放本身就是一次對窮人和富人的有效甄別。以杭州的電子消費券為例,在一個特定時間點,比如某一天的十點鐘,發放若干億元,這需要大家在這個時候去搶。那麼收入越低的人群越有激勵去搶這樣的優惠券,越是富裕的人群越沒有這樣的激勵。就像有個段子說的:比爾蓋茨不會彎腰去撿地上的100元美金現鈔,因為他彎腰的那一秒鐘時間成本遠高於100美金。我就從來沒有去搶過這類電子消費券,因為與其去搶這個消費券,不如老老實實碼幾個字投稿收入更加高。
實際上,歐美國家也並不是只有直升機撒錢一個值得參考的作業可以借鑑。德國在三月份貫徹隔離措施的時候,就有非常詳細的針對不同人群給予不同補貼的成熟方案。那才是發達國家值得學習的地方。比如,對於企業,按照規模不同給與一次性的補貼;同時,由政府和金融機構合作發放免息貸款;對於下崗員工,財政給予正常情況下的六成薪水。而這些完整的配套措施都是在平時正常情況下已經做好了預案的,才會在危機時刻從容不迫。除此以外,德國和美國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此以前已經連續六年財政盈餘,這一點倒和中國老百姓有點兒類似。所以說這次疫情雖然像是一道基本相同的考題,放在了全世界面前,不過各國上交的答案,未必只有唯一的標準答案。
沈凌,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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