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語媒體：「沒有人能傷害我，除了中國」

（德國之聲中文網）艾未未在接受《南德意志報》採訪時表示，媒體揭露出的中國新疆再教育營體系的殘酷對他而言並不感到意外。他的父親、詩人艾青曾被流放新疆18年，而他自己也曾經在那裡生活了16年。現如今他和家人一起生活在英國劍橋。回到他熱愛的家鄉是不可想像的事。另外在談到香港民主運動的時候，雖然過去幾個月香港人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和平抗爭一度升級為暴力，但是艾未未仍然對香港的未來充滿希望。

記者問他，港人的抗爭是否會取得成功。艾未未回答說："這要取決於如何對成功一詞定義。示威者們已經贏得了很多。但是還是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改變什麼。我們生活在一個問題重重的時代。全球化帶來巨大的進步，比如在經濟方面。但是在人權、言論自由和人性等方面整體而言我覺得是在退步。香港的年輕人試圖保護他們的核心價值。他們不是在爭取更便宜的油價、買得起的住房或者好工作，他們是要捍衛自由。"

記者問，中國人怎樣評價香港的民主抗爭呢？艾未未回答說："中國人怎麼能評價香港的抗議活動呢？他們根本不知情。他們一無所知。他們自打能說話的時候就開始被洗腦了。他們生活在完全特殊的條件下。"

記者在採訪中詢問艾未未中國人有沒有可能反抗政府的監控？艾未未回答說："您是說在中國舉行抗議示威嗎？共產黨在奪權之前就搞了內部清洗。四分之一的黨員被逮捕或者被處決，罪名是間諜罪。這多可笑。或者他們打斷人的胳膊和腿，就為了看看這些人是不是忠於黨。我父親也被逮捕過。這是一個黑手黨式的國家。意識形態不起什麼作用。私人關係更重要。但是對於一個人口多達13億的社會來說，它的結構是非常脆弱的，隨時都可能崩塌。"

記者問艾未未，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個難民？艾未未回答說："我是一個難民。我出於安全理由必須離開我的故鄉。和我一起離開的還有我的女友和我的兒子。我的母親還在中國生活，她禁止我回去。她已經87歲了，我們每天都通電話。……我沒辦法回家，回到那個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地方。但我還是一個中國人，我在那裡出生的。"

記者問他如果回國是不是會很危險。他回答說："我不想被逮捕。我母親最擔心的就是這個，我聽她的話。涉及到黨的問題，她一點幻想都不抱。共產黨想讓她相信，我可以回家。但是她不會上這個當的。"

"那麼，您想念中國嗎？"記者問。艾未未回答說："我嘗試當一個世界公民。我不想對任何一個地方產生情感上的聯繫。在瑞士我也可以在每個角落吃到中餐。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無所謂在哪裡生活，沒有人能傷害我，除了中國。如果我能這麼做，明天我就回去。"

記者又問他："您的兒子想回去嗎？"艾未未說："他現在10歲，在劍橋上學。我們住的地方有個院子，他可以安靜地成長。2011年我被捕的時候，我的兒子2歲。沒人知道我在哪裡。他們指控我'顛覆國家政權'。警察跟我說：'未未，你出去的時候，你兒子已經不認識你了。'"記者問："您的兒子怎麼看中國？"艾未未回答說："他愛中國，也想回去。2015年我們離開的時候，必須把一隻貓留在北京。我的兒子想回到貓的身邊，想撫摸它。人性是天性。"

給與私營企業更多空間

德國《商報》發表社論"仍然受到北京的限制"（An Pekings kurzer Leine）認為，如果中國的私營經濟想在國際市場上取得成功，那它應該從政治上獲得更多的解放空間。

文章先描述了2019年年底，中國私營企業連續獲得不少利好消息，例如企業的稅務負擔將進一步減輕，私營企業獲得國有銀行貸款也會變得更加容易，政策上要給與私營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和發展空間，市場競爭也要變得更加公平。

文章寫道："這麼做是對的。因為私營企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它們為GDP帶來的貢獻近60%，創造了90%的就業崗位。"

文章認為，"正是因為（私營企業）扮演著重要角色，北京方面才更是應該給與私營企業更多的施展空間。私營企業應該獲得更多的機會和可能，不僅在關起門的情況下和共產黨的領導人們協商意見上的分歧，更應該可以公開地表達出來。這樣外界也可以看到證據，企業高層們不是政策延伸出的手臂"。

文章寫道，"雖然看不到對政府路線的公開批評，但是中國很多私營企業家背後卻對北京的政策持批評態度。最核心的一項批評集中在工業政策計劃方面，政府要求將就業崗位帶到貧困地區去，但是從企業管理的角度看這麼做卻是不合理的。哪個汽車製造商樂於把生產線建在偏僻遙遠缺少配件供貨的地方呢？哪個公司願意把研發中心設立在一個缺少後備人才的城市呢？另外很多企業主被政府和黨委不斷發出的各種通知聲明搞得精神疲勞。他們知道，那些學習班不過是毫無意義的表演。最大的問題是這會讓他們搭上很多時間。"

文章指出，"但是一到了公開場合，中國的企業家們就保持沉默。他們的做法和外國公司沒有差別。外國公司在涉及到中國很多政治問題時也都保持緘默。原因永遠都是一條：誰張開嘴批評，那麼就有可能失去進入中國市場的大門。北京方面的控制太嚴了"。

文章認為，"中國不應該只是把目光放在私營企業在中國本地市場短時間內創造出多少經濟增長，而是更應該考慮到在海外市場的發展前景。只有企業獲得政治上的空間，可以真正地同中國政府之間保持距離，才能有機會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成就。因此放寬貸款條件和經濟管制之餘，還應該有政治上的放寬推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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