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14):進軍科隆
2019年2月24日(德國之聲中文網)1988年6月北京各大學流傳著一個消息:研究生畢業的不得自費到國外留學,原因是國家已經對他們的教育投入巨資。如果我留在中國,這意味著我可能在讀博期間被張玉書教授送到北大在德國的夥伴大學 - 圖賓根大學。換句話說,我還要等幾年,而且並不確定。在北京學十年德語像在岸上游泳,不過癮,越來越想去德國,想從早到晚被這個美妙的語言包圍。
最終是這個傳言促使我下決心拋棄熟悉的一切,自己去闖世界。在那之前,我 的父母努力讓我遠離塵世的煩惱。在家我沒有打掃過衞生,也沒有做過一次飯。爸爸總是跟在我後面收拾。他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去學習吧。"我越來越擔心會在這種愛中窒息。我想向家人和我自己證明,離了他們,我也能活下來。
Money back
很快我就得知那個消息確實是謠傳。並非國家想懲罰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孩子,而是中國的高校準備推出一個收費標準,讓中途退學的學生按照讀過的學期和學年繳付。對我來說,這與不許自費出國差不多,因為幾萬元人民幣對當時我的父母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我必須在這項規定出台之前離開北大和中國。
這時我發現,我對德國的瞭解是多麼少。去哪裡讀書呢?圖賓根去不得了,因為我退學的決定讓導師張玉書教授很失望,我不能指望他推薦我去圖賓根大學。而且我打聽到,圖賓根這個大學城打工的機會不多,不適合我這樣完全自費的留學生。
我的好朋友從曼海姆來信:"這個城市談不上美麗,但是大學的名聲極佳,特別是經濟專業。"我這位朋友成功轉系,攻讀企業管理,並很快以優異成績受到教授的青睞。他在信中不無自豪地寫道:"前不久教授對德國同學說:'如果你們不努力學習,今後就只能給你們的亞洲老闆提箱子了。'說這話的時候,他朝我看。"我分享著他的自豪感。可是企業管理或是國民經濟當時在我心目中還沒有與歌德或海涅齊肩。
什麼是狂歡節?
"來科隆吧!"我的德國顧問瑞先生這樣建議。提起科隆,我不僅知道那兒有個奧托-沃爾夫公司(瑞先生是該公司駐中國代表),還在一本德國畫冊中目睹了那座舉世聞名的大教堂的風采。當時我這個無神論者也受到了震撼。瑞先生說,科隆人的個性與中國人最為接近。為了讓我痛下決心,瑞先生拿出殺手鐧:他的兒子在科隆大學讀書,可以幫我找學生宿舍。這位熱情的德國人有些剎不住車了:科隆的狂歡節是獨一無二的。我沒好意思承認不知Karneval為何物,回家查字典:"狂歡節"。嗯,聽起來挺熱鬧。
由於時間緊迫,我沒有時間考慮更多的大學。7月初,我向德國兩所大學寄出申請:科隆大學和曼海姆大學。三周後,兩份錄取通知書在同一天到達父母家。他們這一驚可不小。因為當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獨立做出事關未來的重大決定時,父母都在國外出差。現在,生米煮成了熟飯。女兒要遠走高飛了。他們當時的心情我在27年之後女兒離家上大學的時候我才體會到。區別只是:女兒不過是去了北威州的另一個城市,而我當初讓父母接受的是8000公里的距離。
不過,我當時決心已定,絲毫沒有顧及父母的感受。我期待著人生的第一次冒險,渴望認識中國之外的世界,對那個兩個尖塔教堂的城市充滿了好奇。德國旅遊團裡德特退休老太太教給我的科隆話,我也許能派上用場:"Ich bin ne Kölsche Mädche"(我是個科隆女孩兒)和" Ming Shing sin fott"(我的錢哪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