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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中國有一份非常特立獨行的雜誌《炎黃春秋》，這份雜誌的主要領導人都是前中共的一些高幹，外界認為這些高幹相對而言思想比較開放自由一些。這份雜誌經常刊登一些觸碰到「宣傳紅線」的一些文章，比如說今年9月份他們就刊登了新華社四川分社的前社長孫振的7000字文章—《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這樣的文章在《炎黃春秋》能夠登出來，您覺得是否意味著這份雜誌確實與眾不同呢？

李大同：它是中國的獨一份，沒有任何第二家能夠登出這樣的文章來。而且不只是這一篇，在這之前刊登過多篇，包括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先生也多次寫過文章，回憶他和趙紫陽總理共事時候的事情。也公開登出過趙紫陽先生的照片，也包括黨史上的重要的史實，也包括對胡耀邦先生的重要的回憶，這些都是中國其他媒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德國之聲：胡耀邦和趙紫陽是中國媒體的禁忌詞，很多人認為，在《炎黃春秋》不斷地觸碰底線，不斷地提到這兩位前領導人的名字之後呢，這些名字都「脫敏」，就不再「過敏 」了，但是其他媒體也沒有跟進。那麼您認為這樣的「脫敏」是不是起到了實際意義上的作用呢？

李大同：實際上也還是取決於這份雜誌的辦刊者的特殊身份，大家都知道的，《炎黃春秋》是由前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先生在辦，而且有一大批黨內的中央委員和上將以上這樣級別的老同志、老軍人作為他們的辦刊顧問。應該說他們儘管在做這些報導的時候也冒著很大的風險，但是過去的一段時間總的來說，上面對這份雜誌還是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就是並沒有設法去禁止這份刊物的出版、直接干預刊物的辦刊方針，甚至還在對外國媒體採訪的時候把它作為中國具有新聞自由的一個例子來加以證明。到目前為止，雙方處得還不錯。因為它畢竟只是一份雜誌，雜誌的發行量也是有限的，而且除了他們這個雜誌，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轉載他們的這個報導。我想，他們還是把它的影響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採用了這樣的一種方法。

德國之聲：剛才您也說了，這份雜誌的報導風格和它的報導內容是幾乎不可能被中國其他任何媒體所效仿。《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以及副社長楊繼繩等主要負責人都認為他們採取的是在中國穩步的、逐步的一種所謂「碎步前進」的方式，您怎麼評價他們這種的辦雜誌的方針或者整個的對於中國改革的一種思路呢？

李大同：他們的思路我是完全贊同的，其實中國就媒體的這種限制而言，他們是非常瞭解。因為他們不是外行，像杜導正先生原來就是《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又當過新聞出版署的署長，楊繼繩先生是新華社的高級記者，另外還有一個副社長，原來好像是《農民日報》的總編輯。這些本來就是中共新聞媒體的重要的負責人，他們當然是知道政治邊界在什麼地方的，但是他們如此小心、如此謹慎的這種做法，竟然在中國還成為了最為大膽的做法，這本身也是一種諷刺。我想，這樣溫和地、實事求是地，只是說出歷史事實而已的一份雜誌，如果還要被整肅的話，那就會構成一個新的媒體事件，我預計也會受到強烈的反抗。

德國之聲：有消息稱，孫振先生撰寫的關於趙紫陽先生的文章可能觸怒了一些領導人。據媒體報導，上層可能以杜導正社長年齡太大為由，要他退出《炎黃春秋》負責的這個職務。您認為這樣的要求可能性有多大？

李大同：這個要求本身就是荒唐和沒有道理的，因為《炎黃春秋》雜誌它實際上就是一本民辦雜誌，它是沒有政府的一分錢，也不由政府來派遣幹部，它之所以掛在文化部下面的所謂什麼炎黃文化研究會下面，是因為中國的體制不允許純正的民間媒體出現，以此只能戴一個帽子，實際上像杜導正先生這種情況，只要他活著，他就有權利繼續擔任總編輯。他本身就是退休幹部，根本沒有什麼再退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