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是香港問題，不如說是中國問題」

(德國之聲中文網)周二的日內瓦人權峰會，您和來自香港的學生運動領袖岑敖輝、周永康一同登台進行了現場討論。你們主要談了哪些內容？

楊建利：整個峰會都對今天的香港討論環節非常期待。我作為本環節主持人，先進行了一些背景介紹，指出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國家，民主化進程非常艱難。許多人講到民主化，就會列出文化、經濟、教育等各種先決條件，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民主化就會很困難，這也是中國當局一直以來阻礙民主化的理由。而在香港，許多上述指標都超過了很多民主國家當初的水準。那為什麼香港不能民主化？所以，香港現在的局面反映了中國民主化的整體困境。

隨後，周永康、岑敖輝兩位學生代表介紹了香港從1997年到現在，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變化。他們還指出香港目前面臨的問題，並介紹了雨傘運動的一些過程，並對未來做了些展望。

學生代表主要從哪些方面做了演講？

他們首先從《中英聯合聲明》以及香港《基本法》出發，引述了其中對香港特首選舉的一些規定，並解釋了香港人對此的看法和解讀。學生代表還介紹了香港回歸後的一些政治事件，解釋香港人是如何一步步地越來越 關注政治、越來越重視民主化。並指出，去年8-31的人大決議案，對香港人而言，不僅僅是法律問題，而更是尊嚴問題。

香港學生領袖是怎樣解讀《基本法》以及《中英聯合聲明》的呢？

他們認為，這兩部文件承諾了港首要逐漸實現真正的民選。而且2012年，中國當局也就2017年選舉做了承諾。但是，這一民選應該是公開、自由、公正、民主的一個選舉，但是8-31政改法案，卻把這個民主選舉給閹割了。

那在這個環節中，您以及學生代表，是否和現場的聽眾也有所互動呢？

現場的聽眾比較關注：香港的學生領袖需要國際社會為香港做些什麼。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到國際社會來宣講香港的雨傘運動及其前因後果。而香港是正式批准並實行聯合國的兩個《人權公約》的，所以聯合國有責任對香港的情況作出反應。我覺得學生代表選擇這一場合向聯合國喊話是非常合適的。

聽眾有兩三百人，包括各國的人權活躍人士，獨裁國家來的異議人士，還有原先的政治犯。在場的還有學者、學生，還有外交官，還有各國派駐人權理事會等聯合國機構的工作人員。所以他們聽到這些來自香港的訊息，他們也很關心他們以後可以為香港做什麼。

那聽眾之後的反響如何？

在討論環節之後，很多聽眾都來和兩位學生領袖直接對話。據我所知，有不少國際人權組織準備邀請香港學生代表前往這些組織舉辦的人權會議上介紹香港的故事，發出了口頭邀請。大家也在商討，怎樣更好的幫助香港。大家都看到香港民主化的意義，對於整個中國的意義，兩位學生領袖也作了這樣的表達。香港問題牽一發動全身，與整個中國都有關係，與其說是香港問題，不如說是中國問題。

在這次峰會上，除了香港，還涉及哪些中國議題？

這次我在開幕式以及最後總結時都作為中國異議人士發言。還有會外的活動，我們這些演講者在第一天開幕式之後拜訪由加拿大駐聯合國使團做東，請了十幾個國家駐聯合國大使或負責人權工作的外交官會面。我們這些演講者大多數是各個國家的異議人士和政治犯。講了他們想知道的一些訊息，以及提出一些具體要求。兩位香港學生領袖也參加了會見，他們向這些大使外交官作了簡明扼要的介紹。由於涉及國家很多，會談時間只有一個多小時，每個人發言時間不多。我利用兩三分鐘的發言時間，向他們提出了幾個重要的需要關注的案子：劉曉波、王炳章和伊力哈木。同時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再次提出一個請求：西藏的自焚從2009年到現在已經135例，對這樣的慘劇聯合國沒有很多的反應，我們希望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能夠對一系列的自焚作調查。這樣的悲劇在人類歷史上都是很少發生的，為什麼大家保持沉默。

在這個會上，還有西藏行政中央對外關係部長德基曲央女士（音譯）作了一個報告。一個是自焚問題，另一個是班禪喇嘛失蹤20周年的問題。班禪喇嘛在1995年5月17日，達賴喇嘛承認他為班禪喇嘛後幾天就失蹤了。當時這位班禪喇嘛只有6歲，現在失蹤20年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她提出這個議題，希望大家關注。用德基曲央女士的話來說，當時失蹤的班禪喇嘛是最年輕的良心犯。

本來要邀請內蒙古的哈達，還有伊力哈木的女兒菊兒。哈達目前還是沒有完全的自由，最近有法國記者要去採訪他，結果被帶到派出所去了。還有菊兒則是因為旅行證件的問題，也不能來日內瓦。不然他們來的話，這兩個案子也是和中國有關的。

另外還有一個北韓女孩子，首先逃亡到中國，後來到韓國，現在居住在美國。她的事情也涉及到中國。

在大會的總結性討論環節，您和來自伊朗等其他人權熱點國家的代表們如何就中國的問題進行互動呢

主要討論了國際社會的一些非常令人失望的狀況，比如很多世界領袖各國首腦們，當遇到人權問題時找各種理由不願意去關注，比如經濟、文化、歷史的理由。我們在這邊做的一切，是不是對於我們願意幫助的人的情況有所幫助？大家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作為前政治犯，我自己得救的過程本身就是國際社會施加壓力的結果。所以我向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告訴大家你們在這裡所做的一切努力對於獄中人士都是有幫助的。也許什麼時候釋放並不能完全按我們所希望的發生，但我們所做的一切和他在獄中的情況以及最終的釋放都是有很大關係的。很多人權人士因為本國空間被壓縮得幾乎沒有，在國內救他的可能性非常小，基本上唯一的希望就是國際社會的壓力。大家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不管怎樣，我們必須保持一個聲音，必須讓我們的聲音被聯合國聽到。因為聯合國的傳統就是，我們是政府組成的國際組織，所以我們只聽政府的說法。這個是不對的，有很多問題。比如中國這樣一個獨裁國家，在聯合國有席位。但政府的所作所為到底代表了誰？本國的人民對它沒有任何限制，所以我們必須讓人民的聲音在聯合國能夠反映出來。這也是我們辦日內瓦峰會的一個原因。最後的結論是，我們所做的一切對於要幫助的人是有關的，但是非常艱難。我們呼籲國際領袖要有膽量和眼光來幫助獨裁國家人民進行民主化，維護他們的人權。我們要竭盡全力讓各國人民的聲音能夠反映到聯合國的決策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