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內參」治了一個什麼國？

（德國之聲中文網）上大學時的某個寒假，一位同窗好友請我去他家裡過年。北方天氣太冷，我幾乎沒有出門，而是躲在臥室裡如飢似渴地閱讀完幾大堆新華社內部參考。好友的父母都是新華社高級記者，這些「國家機密」就堆積在書櫃底層甚至床下。

年輕的我不僅驚訝於國家有這麼多「機密」，而且對新華社記者大量的「秉筆直書」深感佩服。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有不少官媒記者發表了良知、勇氣和文采俱佳的報告文學，成為知名作家；但是，看到那麼多不知名的記者認真地寫了那麼多不公開發表的文字，我非常感動——也許是受報告文學影響，那些內參文章尤其是長篇特寫，大多並不是情報格式的寫法，而是文采斐然，甚至感情充沛。

我猜想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後來對於新聞的興趣。但是，幸運的是，儘管我的一些文章也被政府部門拿去做「內部參考」，但是我並沒有「資格」去寫這些官方「內參」。進入媒體行業之後，我很快就意識到，公開報導是成為記者的前提，否則你就是在做情報工作。

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情報系統。中國的「內參」系統不一樣，將廣大的媒體工作者和學者都視作情報人員。近年來，中國和美國之間發生互相驅逐記者的事件。從表面上，這是對等的行動。但是，一個觀點顯然有足夠的說服力：中國驅逐的是美國自由媒體的記者，而美國驅逐的是以記者名義為中國政府服務的情報人員。

撇開有些人根本就不是記者而是標準的情報人員的指控不說，即便從新聞行業來說，公開的證據之一，是中國官媒記者一邊寫給讀者看的報導，一邊寫給領導看的內參。

寫內參的人不只有記者。很多高校和智庫的學者，也承擔著給領導寫內參的任務。跟上世紀八十年的我一樣，很多人很景仰能寫內參的人，認為他們能通過秘密渠道讓領導更直接地更快捷地瞭解民生疾苦和縱觀國際形勢，做出正確的決策。

因此，有人稱中國是「內參治國」。其中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內參機制在國家治理中舉足輕重，內參品質的優劣非同小可。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愛讀內參？

根據美聯社報導，習近平上台之後，加強了對新華社的控制，使得「即便是這種不對外公開的內部報導機制，也遇到了難以提供坦率評估的困境，任何質疑黨的路線的內容都可能帶來風險」。因此，內參的價值大打折扣，集大權於一身的領導人越來越與外界隔絕，自我禁閉在訊息繭房之中。

我相信專制者都生活在訊息繭房之中，但是控制媒體和削弱內參之間，以及內參繁榮和領導正確決策之間，是否完全正相關，我表示懷疑。根據媒體報導，閱讀內參曾是毛澤東每天的功課。1971 年，毛澤東到外地巡視途中對各地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

勤讀內參的毛澤東治理出了一個什麼國呢？鄧小平控制下的「歷史決議」認為，晚年毛澤東錯誤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官媒接著宣傳鄧小平也酷愛「內參「，繼續證明「內參治國」的重要。報導說，僅依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鄧小平年譜》，鄧小平閱讀和批示內參的數量達220件左右，有一半出現在1975年至1978年這三年時間——可是，這三年難道不是鄧小平被毛澤東「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之後、從華國鋒手中奪權之前的空閒時期嗎？為什麼他在真正大權在握之後的近20年間，反而才批閱了100多件內參呢？

再說，是內參讓鄧小平做出了「天安門屠殺」的「正確決策」嗎？是內參讓他設計了有效期僅有二十年的「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好制度嗎？

好內參讓領導做出正確決策？

人們普遍擔心，內參的萎縮讓習近平得不到正確的訊息，由此做出錯誤的決定。事實上，什麼是「正確的決定」，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美聯社的報導也提到，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的時候，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廖君扮演了兩種角色，一方面在公開報導中稱這一病毒不會人傳人，一方面給領導寫內參警告該病毒非常危險。結果如何呢？中共並沒有因為這一「正確」的內參訊息，做出「正確」的決定，及時阻止病毒傳播。

為什麼內參品質下降呢？據說因為高壓之下「風險太大」，記者不願意寫負面消息。其實，內參寫作的風險，在愛看內參的毛澤東掌權期間，一點都不比現在小。《人民日報》知名記者王金鳳回憶說，1967年秋天，她瞭解到駐上海的空四軍為了「用毛澤東思想佔領天空」，決定讓空中交通管制員和飛行員之間每次對話前都要先喊一句毛主席語錄。她認為這樣做容易發生事故，寫了一篇內參，結果換來五年牢獄之災。

儘管如此，王金鳳很驕傲她能寫內參，因為的確有內參受到領導重視。例如，1964年，她曾經寫內參揭露河北省勞模作假，虛報產量，受到領導批示，此勞模被撤職。

在贊賞內參功效的同時再仔細想想，糧食畝產「放衛星」不就是《人民日報》報導的嗎？這是因為寫內參的記者不夠多嗎？

再說，在沒有內參機制的民主國家，媒體獨立，言論自由，會出現全國報紙都在報導糧食畝產「放衛星」嗎？換句話說，這種「好內參」原本並不需要。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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