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反對性騷擾犯了什麼罪？

（德國之聲中文網）2012年底，我向中國媒體朋友推薦的年度語錄是："我可以騷，你不能擾！"它來自當年年輕女性反地鐵性騷擾活動。準確地說，這場活動不僅反對性騷擾，而且反對針對性騷擾的錯誤認識。當時我認為這個宣言有力地挑戰了父權文化，兩年後卻發現，在中國政府眼裡，這些挑戰者而不是性騷擾者是犯罪嫌疑人。

上海地鐵二運公司也是以減少性騷擾為理由，要求女性衣著保守，稱著裝薄透者"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姑娘，請自重啊！"發生性騷擾是因為女性不自重，令騷擾者飽受誘惑甚至騷擾而難以自控，這是一種典型的譴責受害者、為施害者辯護的態度。這種態度在中國主流社會十分普遍。每當女性遭受性騷擾、強姦、拐賣及殺害，人們首先要求女性自我檢討。2014年夏天接連發生女大學生失蹤事件，南京警方竟然讓年輕警員以問路等方式測試女性，發現5人中有4人"上當"，以此得出結論說女性"防範意識薄弱"，潛台詞也是她們"不自重"。

性騷擾在中國十分普遍

早有研究表明，針對女性及兒童的性騷擾、強姦等行為，跟受害者衣著風格及言行方式無關，而是一種權力關係。衣著越保守，性騷擾的發生率越高，而不是恰恰相反，因為保守與順從成正比例關係。沒有任何性表達的幼童和小學生，也屢屢遭受性侵害。施害者應該受到足夠的譴責和懲罰，而不是讓他們覺得自己"迫不得已犯了錯"；受害者需要的不是自我檢討，而是敢於拒絕的權利意識。

中國主流社會譴責受害者的態度，非但沒有減少、而且助長了性騷擾的發生。根據北京眾澤婦女法律諮詢服務中心、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於2011年對北京、廣東等四地的研究，性騷擾非常普遍，影響了40%至60%的職場女性生活。在受到性騷擾的群體中，20至29歲的年輕人佔最大比例，達到57.5%，而多數受害人都選擇了隱忍或離職。廣東省婦聯2012年對媒體表示，有40%的三資企業女性和70%的服務行業女性曾經遭受過性騷擾。81%的當事人在遭遇到直接性騷擾（肢體動作）時會當場阻止，但是選擇司法訴訟者寥寥無幾。

女權行動者站出來發聲

在2005 年頒布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性騷擾是一種違法行為。但是，由於取證困難，也由於輿論施加給受害者的羞恥感，更由於警方並不積極作為，性騷擾者受到懲罰的比率非常低。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2014年11月7日發表的針對中國國家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表達了對中國性騷擾問題的關注，要求中國政府立法以令僱主承擔對在職場發生的性騷擾事件的法律責任。

一些年輕女性站出來對這種現狀表達不滿。她們自稱女權行動派，通過創意性的街頭活動、歌曲、小品、話劇等形式，希望改變這種性別歧視文化，呼籲強化針對性騷擾及性暴力的立法和執法。一位叫肖美麗的行動者，於2013年至2014年徒步2300公里，從北京走到廣州，沿途徵集簽名，向當地政府寄送建議信，反對校園性侵害。

一場荒唐的抓捕震驚世界

關注女性權利者通常認為，政府對反對性騷擾意識不足，不夠積極主動，但是在立場和法律上沒有問題，是站在反對性騷擾者而不是"色狼"一邊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今年"三八"節前夕，警方進行了一場全國性的抓捕，抓捕對象不是性騷擾者，而是準備在公車站反對性騷擾的行動者。隨後，李麥子、韋婷婷、王曼、鄭楚然及武嶸嶸等五位年輕女性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尋釁滋事"。

這場荒唐的抓捕震驚了世界。來自美國、德國、印度、韓國等100多個國家及全球性女權組織及人權組織發表了關注和抗議。上周，我參加了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的婦女地位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CSW）第59屆年會。在參與此會及相關的NGO CSW論壇的來自全球的1000個組織、8000名人士中，"立即釋放我們的五位姐妹"成為一句響亮的口號，諸多抗議言行出現在會場內外。

美國、英國等國外交部門也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釋放無辜的女權活動者。

但是中國政府不在意日益嚴重的性騷擾，也不在意國際輿論，而在意抗議--哪怕這種抗議並不直接針對政府，而且把政府當作潛在的支持者。中國外交部強硬表態，拒絕"司法干預"。這五位女權活動人士不僅沒有被釋放，而且在看守所遭受虐待。律師透露，長時間的疲勞審訊、律師會見受阻、得不到適當藥物等，已讓其中兩位患病者健康狀態令人擔憂。

本周，和此案相關的NGO機構益仁平北京辦公室遭到粗暴的撬鎖闖入搜查，而且全國範圍內更多人士遭到調查。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警方會在阻止抗議活動之後立即放人，而是企圖將案件做大，給這些活動人士加上更多的罪名。

父權文化無疑有利於維護極權統治。但是，人們仍然沒有想到，宣稱男女平等是基本國策的中國政府，會如此赤裸裸地嚴厲打擊反對性騷擾者。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