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線人的掙扎與沉淪
2016年1月25日(德國之聲中文網)李新曾是南方報業集團旗下南都網的評論編輯,也是宣稱"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公民社會網"的創辦人,同時他是一名國安線人。他一邊編發著臧否時事的評論,一邊秘密地向國安(和國保、文保等機構一起構成中國的秘密警察系統)匯報情報。最近,李新不能忍受這種分裂的生活,逃往泰國公開線人身份,尋求政治避難。
李新的故事讓我想到另一個國安線人李宇宙的遭遇。2003年,楊子立等四名青年因聚會讀書、討論如何改變中國,被北京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八至十年。李宇宙是該讀書小組的成員之一。他在聚會中積極參與討論,回家就向國安寫秘密報告。得知楊子立等人將因他的報告被判刑,李宇宙良心不安,又匿名向外披露這樁思想迫害案。隨後,他設法逃往泰國尋求避難。
2004年,知名記者Philip P. Pan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長篇報導,詳細地敘述了李宇宙在信念、生存、朋友和良心之間的掙扎。我讀了之後,深受觸動。沒過多久,我工作的媒體有兩位記者先後找我訴苦,說國安找他們定期聊天,要求他們匯報媒體內部訊息,包括我本人(時任常務副主編)的工作情況。我推薦他們看了這篇報導,讓他們明白,當國安或國保線人,可能意味著進入一個無邊的黑洞,超出預期成為摧毀別人和自己生活的專制工具。
接到秘密警察約請喝茶的電話之後,很少有人會立即拒絕。秘密警察代表著專制機器最黑暗的部分,沒有人知道拒絕他們會有什麼麻煩。同時,他們會讓你相信,配合他們的工作,是一個明智的選擇。開始的時候,只是"隨便聊聊天而已",你只講自己覺得可以講的訊息即可。這往往給人一種錯覺,以為這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事實上,跟李宇宙的經歷一樣,秘密警察怎樣利用你的訊息,不會和你商量。
反戈一擊只是例外
不過,我並不想像秘密警察那樣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我也向那兩位同事指出:當局利用大量的秘密警察和更大量的線人,監督和控制著人們的思想,迫害楊子立等思想獨立的公民。但是,並不是每一條線索都有明顯的後果,並不是每一個後果都讓線人良心掙扎。大多線人都能安之所素,或者只是偶爾不安。
李宇宙和李新的奮力掙扎,反戈一擊,只是千千萬萬線人中的例外。通常情況下,即便有人良心不安,也會採取更加溫和的做法。我對那兩位同事的建議是,在還沒有捲入太深之前,盡快更換工作或者工作地點。其中一位聽從了我的建議,成功地擺脫了秘密警察。另一位再也沒有跟我談過此事,我懷疑他被迫繼續合作,以更長的時間尋求改變機會。據我所知,有些人花了若干年時間換工作或者工作地點,甚至去到國外,才扯斷和秘密警察的聯繫。在這若干年內,他們定期提供著情報。
多少良知已永遠不再
這樣說仍然小看了這套情報系統。它除了監督、控制和迫害之外,還有教育和自我教育功能。很多線人和秘密警察一樣,相信自己儘管偷偷摸摸,但是問心無愧,做著對國家有益的事情。他們甚至自我感動地想,為了國家利益,他們不得不強忍各種污名,委曲求全。
講述東德秘密警良知未泯的電影《竊聽風暴》(德語:Das Leben der Anderen )上映之後,好評如潮。但是專業人士指出,這只是虛構的童話故事而已,沒有一個秘密警察幫助過他的受害者。《史塔西國》(英語/德語:Stasiland)作者 Anna Funder在《衛報》撰文說,專制政府的本性決定了,秘密警察沒有空間翻然悔悟。恰恰相反,直到柏林牆倒塌、德國統一之後,他們中的很多人仍然相信自己的清白。《史塔西國》出版之後,遭到大量辱罵、威脅和訴訟。
Hans-Jürgen Grasemann先生是前西德高級檢察官,也是專門記錄東德政府違反人權案例的國家法治登記中心(ZESt,Salzgitter)負責人之一。上周我在柏林有機會和他共進晚餐。他告訴我說,直到今天,前東德的秘密警察還在威脅自己的受害者,不讓他們講出過去的經歷。
我相信,很多和秘密警察合作的線人也是如此。李宇宙逃往泰國之後,經歷種種挫折,據稱十多年後才得以前往歐洲。最新消息稱,李新在泰國失蹤,家人懷疑他已被中國警方抓捕。也許有人認為,他們應該為自己的人生污點付出代價。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那些配合秘密警察工作的線人,並不需要付出這些代價。這就是專制政治對人性和公義的摧殘。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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