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如何理解中国的气候问题

中国有可能在今年年内就从美国手中接过一个不光彩的世界冠军称号：世界头号污染空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院副院长邹冀看来，这样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是中国人口和城市化的后果：“在过去几年里，有两、三亿农村人口要么通过在本地建小城镇、搞乡镇企业，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要么迁移到城市中去，包括大量的民工。这导致能源消耗水平的上升。还有就是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会导致能源消耗上升。人们使用更多的照明，洗更多的澡，冬天开暖气，夏天开空调，都会导致人均和能源总消耗量的上升。”

当然还有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能源饥饿。中国目前70%的能源需求是由煤炭满足的。每3到5天，中国就建成一座新的煤炭发电站，每座电站的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万吨。

另一个温室气体的元凶是中国不断增加的汽车交通。北京目前的汽车总量为250万辆，每天新增1000辆。中国的汽车密度仍然很低，平均每1000名居民拥有汽车20辆。难以想象如果这一密度接近德国600辆的水平，地球将会是什么样。

中国一方面因巨量排放二氧化碳，加速地球变暖，另一方面也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前联合国环境署负责人克劳斯-托普费尔特别提到中国的“水资源。长江的源头在喜马拉雅山。那里的冰川融化给长江及其支流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就象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冰川融化给莱茵河与多瑙河带来的灾难差不多。气候变化也影响到农业，当然还有水平线的上升以及越来越极端的天气。”

今年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干旱就使1200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受到威胁，又是一个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政府深知局势的严峻，并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比如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能耗少的工业，并制定了节能目标。到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单位耗能量必须减少20%。中国还大规模推进植树造林。

不过，北京政府不愿在国际层面上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出自我限制的承诺。中国认为发达的工业国应当以身作则。事实上，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3，2吨，低于世界平均值3，7吨，与美国每人每年20吨的排放量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出于这个原因，德意志银行环境专家埃里克-海曼拒绝对中国的环境政策做出评价：“作为一个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五倍于中国的国家的居民，我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在德国，没有人挨饿，我们大家都开汽车，都乘飞机去外国度假，我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普通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对中国的环境措施评头论足。”

德国环境专家海曼认为中国经济的赶超才刚刚开始。中国还有3000万人得不到电力供应，很多农民住在简陋的草棚中。他们都想从自己国家的崛起中获益。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突然中断这一增长进程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危害比较为遥远的气候变化的风险更为现实。

由此看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难以出现转机。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国当中，迄今也只有德国和英国做到了使排放总量低于1990年的基础值。目前讨论的不是减排，而是减缓排放量增长的速度。一项有效的措施是京都议定书中商定的排放量交易。具体说来就是：在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修建低排放电厂的工业国家可将由此实现的减排量与自身的排放量相抵消。发展中国家可以得到先进的技术。

这种排放量交易基于如下设想：对于气候来说，在全球的哪个角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总量得到控制。对环境专家海曼来说，排放量交易的意义还不至于生态，“中国煤炭发电站功率提高的每一个百分点都比我们这里一个个太阳能项目产生的效果要大几十倍。对气候来说，德国的各种努力都是杯水车薪。而在中国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本则要低得多。在那里，我们可以用少得多的钱达到大得多的效果。因此，即使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也应当强化排放量交易。因为我们可以在花费最少的地方真正实现减排。”

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纳入气候保护的努力。既然今后二、三十年内不可能指望这些国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定出上限，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帮助这些经济崛起的国家避免重蹈工业国的覆辙。中国人已慢慢意识到，即使他们不对迄今发生的气候变化承担责任，但有义务为全球气候保护出力。曾为中国政府担任多年顾问的前德国环境部长托普费尔也证实北京的决策层已在转变意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复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照搬他们的消费模式。中国正在大力宣传改变消费模式。”

中国政府虽然具有了气候保护意识，但在具体实施上，显然还存在意见分歧。目前政府内部仍就中国的第一个气候保护战略争论不休，其公布的日期已经被两度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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