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倾向扭转治疗 中国红卡车捍卫LGBT

(德国之声中文网) 武老白与郑宏彬或许从没想过做与性倾向扭转治疗相关的艺术活动。但自从近来目睹同志社群的言论空间逐渐被政府压缩，他们决定与其他异议人士合作，以艺术行动替同志社群发声。

武老白召集一些中国的平权运动人士集思广益，想出三句反对性倾向扭转治疗的标语，并以2017年的电影《三块广告牌》为蓝本，决定用三辆卡车盛载这个讯息。他说，这场艺术行动是受到其中一位平权人士启发：“我们在讨论过程中认识了燕子，他与我们分享了这份性倾向扭转治疗机构的名单。因为少数群体在中国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们决定做一个从根本出发的艺术行动。”

武老白与郑宏彬以个人名义在各公众号进行群众募资，并根据那份性倾向扭转治疗机构名单，选出八个城市，规划了一条大约3000公里的路线。他们把选定的三句标语印制到货车上后，从1月11日开跑，第一站是上海。郑宏彬表示，计画开跑的隔天，网路上便出现大量关于他们的讨论。

他指出：“我们开跑不久后，很多网友便问会不会到他们城市，很多志愿者也与我们联系。这是我们在活动筹划期间未预期到的。”

性倾向扭转治疗的起源

中国虽然早在2001年便将同性恋与双性恋从官方的心里疾病列表中剔出，但与性倾向障碍相关的说法，仍不时出现在官方论述中。许多父母为了扭转孩子的性向，会逼他们接受所谓的性倾向扭转治疗。心理谘商师梦伤长期关注中国的性倾向扭转治疗，他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大部分疗法都属于俗称的厌恶疗法。医生会透过各种方式，将原本与同性接触时的兴奋刺激转换成厌恶刺激。

除了常见的电击疗法外，医生会透过要求病患闻氨水或戴上藏有针头的保险套等疗法，让病患在对同性影像产生生理反应时，因闻到异味或突如其来的痛楚而渐渐对同性产生厌恶感。中国的医师认为，一旦把对同性的感受与厌恶感连结起来，病患便会自然转为异性恋。

梦伤说：“很多所谓的疗法，都是行为上的塑造，但是从认知上来讲，他们无法改变同性恋根本上的喜好。而所有厌恶疗法的根本只有一个，就是把原本的兴奋刺激替换成厌恶刺激，无论是透过电击或针状物。”

法律的漏洞

曾在2014年打赢中国史上首场性倾向扭转治疗官司的燕子向德国之声表示，当初为了迫使一间专门相关治疗的诊所歇业，他特地从广州飞到重庆，并花了500元人民币接受号称疗效显着的电击治疗。他说：“谘商师把我带进诊疗室后，便把我催眠到放松状态。他在我想起跟同性发生关系的场景后，就突然电击我手臂。整个过程虽然身体没有太多的疼痛，但仍是个很惊吓的体验。”

他在搜集足够证据后，便在2014年7月到北京控告百度及该诊所。他表示，原本以为该疗程对他应该只有轻微影响，但当法官要求他重述治疗过程时，他仍然全程发抖。他回忆：“因为我是第一次完整叙述整个过程，所以当时我一直发抖，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电击治疗对我心里影响很大。”

然而，由于中国没有条例禁止医疗机构施行性倾向扭转治疗，所以即使开庭过程中发现谘商师拿的是假证照，该诊所最后也只赔了他3500元人民币。根据他的说法，该诊所目前仍持续营业中。他说：“虽然判决书明文定义同性恋不是疾病，且性倾向扭转治疗是违法的，但因为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所以这些诊所并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直击人心的倡议模式

燕子认为，政府尚未订定相关法规并非存心歧视同志，而是他们并未接到来自同性恋受害者的诉求。他认为唯有更多人透过行动发声，政府才有可能正视这个问题。而他觉得武老白与郑宏彬推动的艺术行动，便是一种柔和却又能直击人心的倡议模式。

他说：“有别于以往用很硬的方式探讨人权，我觉得艺术能引起更多公众讨论。但受限于国内媒体环境的限制，这个计画不一定有办法引起广泛的公众讨论。”

但对武老白与郑宏彬来说，这个计画打开了一个公众讨论的空间，透过艺术让更多人关注性倾向扭转治疗的议题。郑宏彬表示：“中国现在对同志平权群体的言论管控越来越严，所以那些群体中的组织工作可能比较困难。我跟老白比较像个体，所以我们从事的艺术行动可能会让圈层外的人更关注少数群体的生存。”

即便中国政府近期又开始扫荡同志软件及打压非政府组织，武老白却觉得既然他们从事的艺术行为合理合法，便不需要担心成为政府打压的目标。他说：“我们是在合理合法地做一个艺术行为，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