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假如疫情中国死亡30万人，中共会怎样？

（德国之声中文网）12月14日，美国疫情死亡人数突破30万，这充分说明特朗普政府抗疫的无能和失败，也说明美式民主在应对这种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方面存在一些体制性弊端，对此无须辩护。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选举人团认证拜登当选、特朗普败选的日子，美国民众用选票对抗疫不力的特朗普做出了惩罚。

对于美国疫情死亡超30万人，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提出了一个假设的问题：假如情况倒过来，有3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是中国，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有挑战性。美国和西方的疫情，常被中国官方和官媒以及不少民众拿来奚落美西民主、反证中国体制和模式的优越性。胡的提问表面上和这种论调不同，实则反守为攻，也要表达中共的极权模式就是比美西民主体制强。用他的话说，30万人是个极惊人的数字，然而美国平静度过了这一天，特朗普政府根本没提这事，拜登虽提了，但引不起特别的全国性反思。

可为什么还说胡锡进的这个问题问得好？通过胡的自问自答和他对假想中的西方对中国的批评与攻击，可以看到，他本想为中共鸣冤叫屈、反击西方，却不料在反击中暴露出了中共极权体制的本质弱点或者脆弱性，即害怕批评，害怕出错特别是出大错，一旦出大错，政权恐有倾覆之忧。

胡锡进说，假如中国因疫情死亡30万人，美西方一定会做以下五点：会比当年攻击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更猛烈地攻击中国，把它说成是人祸而非天灾；将中国的“体制黑暗”往死里骂；对中国人权的攻击将达巅峰；疯狂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给中国做政治上已经“病入膏肓”的定性，甚至公开支持中国的地方动荡；动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念头，对中国政治体制发动“总攻”，试图一举压垮中国，消除中国崛起的“威胁”。

暂且不论胡的说法对与否，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就是如果这死亡的30万人是中国，那么用他的话讲“情况一定会比今年1、2月疫情在武汉暴发时糟糕得多，中国会成为西方舆论绝对的众矢之的，而且受到的压力将不仅仅是舆论层面的”，这点他讲对了。不仅仅西方舆论，全球舆论可能都会对中国发生如此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且无力制止它蔓延的所谓“深层政治原因”严厉深究，穷追猛打（胡锡进语）。这个其实不难理解，真出现了此种事情，肯定是“深层政治”出现了问题。何况，在舆论战场，本来是西强中弱，被人掘地三尺，被动挨打是很正常的，且也怨不得人家，谁要你的政治有问题呢。

同美西方或者全球舆论比，国内舆论更会沸反盈天，群起咒骂和攻击中共，还记得李文亮事件和方方日记所导致的群情激愤的舆论效应吗？假如疫情死了30万人，相信将会是这两件事的百倍效果，无论中共怎么下令控制，都捂不住盖子，会引起民意的极大反弹。

但这不是说，美西方舆论强，它们的政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不会挨批。今天美国疫情死亡30万人，感染人数超1500万，美国主流媒体天天在轰特朗普，它们骂自己的政府好像比骂中共还多。中国的舆论包括官媒和民间舆论，不也把美国骂得不亦乐乎，起劲攻击美国的民主制度？甚至美国人也在说自己的民主制度在应对疫情上存在很多问题，效率不如中国的专制体制。因此，至少在承受挨骂和批评这点上，美西民主比中共专制要强过不知多少倍。

确实，中国抗疫的成功（用得上“成功”这个词）让中共对这套专制模式自信了不少，民众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也增强了很多，西方对中国1月的武汉封城和严厉的抗疫措施也加强了理解，至今虽然仍有批评，但比起早先来弱了很多，这使得中共在同西方的对抗中，更加不能容忍西方的批评和攻击。这种不容忍别人的批评也存在中国民间，对美国和西方的轻视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一种制度、一个政权是否真有韧性、雅量和强大，衡量标准之一是看对待批评的态度，不管这种批评是所谓善意还是恶意。

以此衡量，中共显然在合格线之下。中共不但容不得西方的批评和攻击，也容不得自己“子民”包括党员哪怕是善意的批评，包括对领袖的“妄议”。这种情形并非现在才出现，而是一直如此，只是习近平上台后进一步得到强化。一旦有谁在公开场合批评了中共，非议了领导人，动用专政工具对付之，轻得警告噤声，重则像任志强一样被大刑伺候，然而，天下鸦雀无声并不表明就没有矛盾和不满，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除害怕批评外，不能出错尤其不能出现习近平所谓的颠覆性错误，也是中共这个极权体制不如西方民主的脆弱之处。从胡锡进的前述假设看，西方如果借疫情死亡30万人猛攻中国的“深层政治”乃至对中国动军事施压的念头，中共怕的就是政权被颠覆。我们从来还没有看到哪个西方国家或者如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整天把国家安全挂在嘴上，担忧外界干预自己的。

习近平最近将中共的政权安全列为国家安全之首，这或许是针对拜登上台后可能对华发动的的人权和价值观外交，但是应该看到，保政权安全不只是应对外部的威胁，更有对内部不满和反抗的警觉和防范，可以说中共对人民，从来是防民甚于防川。因为害怕人民起来反抗，和民主国家对照，我们就发现一种看似“奇怪”的现象，即中共表面上对它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求都非常严格，有着严厉的负责制。比如这次疫情，中共的各级领导和干部都“奋战”在防疫第一线，不控制疫情别想喘口气，据不完全统计，以防疫不力而被撤职和受处分的官员达几千人之多，包括湖北和武汉两级书记。这在美国和西方似乎完全不可想象。美国疫情这般严重，好像没有看到多少官员在一线的身影，更没有官员因防疫不力而丢官，特朗普甚至隔三差五地去自己的高尔夫球场打球，渡周末。于是中国的官媒和舆论流行一种说法，美国的官好做，没有压力，不关心民众生命，民主制度重视人权是假的，中国的官才是为百姓着想的。

这里的确有两种制度在处理民情上的做法差异。西方实行的是选举制，选举过后民众对官员的制约压力就不直接，不满意的话只能通过下次选举，就像特朗普败选。这使得西方民选官员选上后可以暂时“偷懒”一下。而中国的各级官员不是民选的，天然存在合法性不足，也就时刻存在让民众满意的政绩压力，理论或逻辑上就得通过努力服务去讨好大众，此即所谓为人民服务是也。但这样一个处理民情上的做法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害怕出错，尤其不能出大错，这是一个不能出错的政权，一旦做得不好，让民众不满意，引发抗议，就有可能动摇政权根基，对中共就是如临大敌的事情。

在这次抗疫中，中共之所以采取极端的封城等举措，让它的干部立下军令状，怕的就是死人太多无法交代，动摇政权军心。可以想象，如果像胡锡进假设的死30万人，其后果不知比美国死30万人严重多少倍，后者虽然对美国的民主也造成了一些损害，但也就是换个总统上台，不会有政权被颠覆之虞，而中共必定是政权的大震荡，它时刻忧虑的是这点。

所以，伴随宣传上“讨好”民众的（实际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是对民众的警惕、不安和政治高压，以防因出错而导致社会的普遍不满进而可能出现的政权颠覆。

可以说，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最多只能说中共这个体制有它的某些长处，但它害怕批评，害怕民众力量的觉醒这种脆弱的本性却是作为一个极权政权与生俱来、无法消除的。胡锡进们把中国这些年的崛起以及此次抗疫说成是中共专制比西方民主好，不过是为它涂脂抹粉，自我欺骗，让中共废除舆论管控，允许人们自由批评政府、自我结社、自我治理试试，看看中国会发生什么。从这个角度说，尽管中共看起来很强大，但仍是一个脆弱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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