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暴力受害者群体为何成为隐形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29日晚，中国央视播出所谓“政论专题片”《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第五集《督导利剑》。央视社交媒体以大字体宣告：起底“死刑不死”幕后细节，孙小果行刑前画面首次曝光。一个严肃的死刑和腐败话题，被国家媒体做成黄色小报新闻炒作。

这一次，我尤其留意到：除了对新一轮的“扫黑风暴”歌功颂德之外，通篇报道聚焦于铺陈孙小果案幕后枉法关系网。

央视重拳猛击“死老虎”，讲讲官场现形记，也不是没有价值。但是，我再次确认，孙小果犯罪团伙的长期受害人群——夜总会和酒吧的女服务员或边缘性工作者即“三陪女郎”的生存处境，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关注。在央视这篇“充满正能量”的报道中，甚至没有一个字提及她们。显然，这并不是无意间的疏忽。

孙小果案受到全国关注，受害者群体却成为隐形人

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掀起反亚裔歧视的浪潮。与此同时，由于受害者多为按摩店女工，亚裔性工作者权利倡导组织红莺歌发表声明，不管受害者是不是性工作者，不论涉事按摩店是不是提供性服务，这起暴力事件都与厌女症和对亚裔性工作者的仇恨有关。很多研究者和普通民众都对此立场表示支持。

我受邀参加一个呼吁关注性工作者处境的Clubhouse活动，分享有关中国性工作者的采访经历和观点。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仅央视，即便我自己，一个二十年前最早报道孙小果恶行、并让它成为全国关注案件的记者之一，也没有对被污名化的边缘性工作者的处境给与足够的关注。

这里我也不得不做一个原本不必要的声明：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孙小果团伙的所有受害者都是性工作者或者边缘性工作者。有些受害者完全与此无关。但是无论如何，孙小果团伙的施害与厌女症和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密切相关。跟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之后一样，很多人急于澄清受害者不是或者不确定是性工作者。正如权利活动者所说，这正说明污名的存在以及破除性工作污名的必要。

跟央视不同，在二十年前的报道（《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 1998年1月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中，我和同伴详细记录了这些受害者的遭遇——

孙令其手下架住她的左右臂，吊起来，他本人则照准她的腹部轮番猛击，张苑几次痛昏过去，但孙小果仍不肯罢休，叫人找来筷子和牙签，用交叉起来的筷子猛夹张苑的十指，将牙签扎进她的指甲缝里。少女的声声惨叫似乎让这伙人倍感快意，他们狂笑着，拿起牙签，根根刺进少女的乳房；拿起烟头，在少女的手臂、腹部烙下一块又一块的疤痕……

我们还探访了受害者的家庭——

１２月２５日晚，记者找到受害少女张亭的家中。留着短发、像个小男孩似的张亭颤颠颠地给记者讲述了她亲历的孙小果的种种暴行；敲诈舞女、殴打舞女、殴打路人、强奸少女、用剪刀剪开少女的指间肌肉，等等。张母也愤怒地控诉她听来的孙小果的恶行。张父则在外间一口接一口地喝酒，不停地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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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冒着被孙小果团伙报复的风险完成了采访，发表了报道，推动了案件的进展。今天回头看，那篇报道从标题到内容都带着愤怒，可能会被认为不够专业，但也正是当时我们情感状态的反应。

尽管如此，当我重读当年的采访笔记，我发现我的关注点更多在孙小果的作恶多端和昆明司法部门的腐败黑幕。底层女性的悲惨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证明这两者存在的材料。尤其当我读到采访笔记中的这段话——

最应该愤怒的人，那些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却没有半点愤怒。他们只有悲伤，绝望，极其灰色、畏缩的状态。这是我们至今抹不去的印象。所以我们想写出那些最底层的人在强权之下的生存状态。

显然，最让我痛心的是 “他们”，而不是“她们”——他们因为对孩子受害无能为力而绝望，而她们更是暴行的直接受害者——这让我感到不安。

从社会层面值得反思的是，一起延续二十多年、因为“死（刑）而复生”及“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介入”等情节受到广泛关注的这起大案，却没有引起包括妇女权益组织在内任何社会团队对于受害者群体的关注。这是何等的盲视！

毫无疑问，性工作者污名化和罪化是造成盲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确认性工作者的身份，等于是对她们的二次伤害——社会羞辱和犯罪指控。

她说，他白天是派出所所长，晚上是她的顾客

在那场Clubhouse活动中，我还分享了另外一次让我至今感到痛苦的采访经历。我找出一段当年的采访笔记，但是由于太过残忍，我最终放弃了现场朗读——

上次我所见到的她的身体是这样的：几乎整个腹部的肌肉都被挖掉了，剩下一个沙坑一般的大肉坑；右腿外侧的肌肉也被挖掉了，露着白生生的骨头；内侧是药线缝补的痕迹；从阴部到右腿根有数道裂痕。腹部和右腿外侧的肌肉是医生一次次挖掉的，用来补右腿的动脉血管；补一次不成功，变成了腐肉，割掉，再补；再不成功，再割掉，再补……总共进行了五次大手术，每次长达数小时。断裂后连接起来的动脉血管随时可能爆管导致生命危险。为了防止剜肉处腐烂，每天要往坑里倒进大量的酒精或生理盐水进行清洗，清洗时少女痛得发抖。其实不清洗时少女也痛得发抖。先前还注射一些吗啡止痛，后来怕上瘾停了，痛就让她痛去。

少女痛得嘤嘤地哭，妈妈急得没有办法就骂她：“你这样子还不如死了的好！”“你把脸都给我们丢尽了！还哭！”……

当时，我接到的报料热线称：13岁少女（以下化名陈瑶）被逼卖淫，出逃时被追赶，至铁路边被火车轧断双腿。但是，她的母亲认为伤口是刀具造成的，医生也支持这样的推测。

少女说，她被骗至出租屋强制卖淫，企图逃出时遇害。昏迷之后，记不清受害的具体情节。

家人觉得她丢脸，地方政府认为她想抹黑家乡，发廊也说根本不认识她。尽管各方讲述漏洞百出，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指责她撒谎。毫无疑问，性工作者的污名化和罪化让这种指责变得非常容易。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我没有办法把很多难以证实的材料组合起来，写成一篇报道。比孙小果案更让人沮丧的是，除了多次访谈和一点点捐助，我没有为还受害者公道、改善她的处境做更多的事情。我至今为此感到难过。

我在采访笔记中写道——

调查期间，每天晚上，我都会到医院看陈瑶。有一天她和母亲对我说，上午派出所所长来到病室。陈瑶一眼就认出了他：“你就是王所长？”陈瑶说，她在发廊见过他。

由于陈瑶的母亲及亲属的上访，当地公安分局责成派出所查明情况。派出所调查后做了一份材料，称陈瑶并非发廊工作人员，而是社会闲散人员，最近常来发廊和发廊两女工玩，当天下午一起出去玩不小心出事了。陈瑶母亲反映的其他情况经查均不属实。

我的这些回忆和反思，是对和我一起出席那场Clubhouse活动的安芝博士分享内容的补充。安芝博士曾在一家为亚裔按摩女工服务的社会机构工作过一年，接触和访谈了上百名底层按摩女工。在对性工作者污名及迷思进行全面检讨之后，她非常有力地论证了性工作非罪化的主张。在此郑重推荐阅读她的演讲稿《在对亚特兰大血案背后 ：性工作者的污名及迷思》。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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