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争的短效与长效

（德国之声中文网）针对中央不主张镇压、习近平将撤换强硬派、顺带把梁振英也拖下台的传言，时评人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这同25年前六四镇压后传出李鹏中枪等消息一样，一方面出自美好意愿，二方面也是对绝对权力存有幻想，以为依靠最高权力层的明智，可以带来改变”。

李怡说，了解专制政权的本质，就知道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即使发生，也只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跟实现人民自主抗争的要求无关。一个人下台而权力结构没有改变，根本不值得高兴。在这种情势下，有心争取香港人基本政治权利的市民，必须作长期的、韧性的公民抗命。

香港人不相信“大海航行靠舵手”

香港发生民主运动以后，很多内地人一边声称香港必须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却没有将香港人争取香港民主的抗争，视作中国民主事业的一部分。学者许骥在《明报》发表文章质问，“将香港隔离于中国之外的，究竟是谁？”

许骥还指出，内地年轻人的政治意识，普遍比上一代下降了，他们看到香港的繁荣，却看不到香港何以繁荣。内地的发达城市，都是依靠中央政策倾斜造就的，沿海地区无情剥削内陆地区。以这样的“中国模式”来看，内地年轻人推理，香港一定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自由、法治、民主，不过是漂亮的外衣。

许骥说，以前一直听人抱怨，说香港没有曼德拉、昂山素姬那样的政治领袖，觉得香港的公民抗命搞不起来。然而事实证明，这样想的人错了──恰恰因为香港没有能够呼风唤雨的政治领袖，回归十几年来，港人真正明白一切必须靠自救。“我们不相信‘大海航行靠舵手’，因为我们全都是汪洋上独自行走的扁舟，不知道什麽原因，殊途同归走在了一起。”

“中共政权的强硬态度短期难以改变”

香港《独立媒体》发表文章《重启政改，为运动暂画休止符》，作者林兆彬说，九七后，香港经历了“商人治港”和“公务员治港”，现在轮到“党员治港”。与董建华年代不同，现在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原因主要都是政治问题。“真普选”等诉求，更是触及中共的神经，涉及管治权等原则性问题，更有可能影响中国内地人的观念。

林兆彬认为，这场运动开始至今，已经改变了所有参与过这一场运动的人，甚至坐在电视机旁边的人，让我们对民主和社会运动有更深刻的思考。民主化的出现，是充满偶然性的，但中共政权现时的强硬态度，并非在短期内可以改变到。他建议香港人保留实力，将这鼓民主的力量在十年后、二十年后，等待中共内斗或中国经济转差，然后再爆发。

催泪瓦斯不能驱散公民社会力量

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邱毓斌在台湾《苹果日报》发表文章，分析香港社会民主运动的主要力量。邱毓斌说，香港本地虽然出现许多政党，在缺乏民主普选下，并没有哪个党可以称得上执政党。亲北京的政党并没有最终执政权，各民主党派更是经常被小圈子选举出来的特首及北京所攻讦压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政党力量非常有限，相对地民间社会力量则在政治转型中扮演了极为吃重的角色。香港民主力量所遭遇的，是资产阶级、亲北京政党、特区政府到北京中央政府所结成的牢不可破的一条龙阵地。

但香港的公民社会有几个独特条件，可以在面对北京政府时，让世界看到如此震撼人心的行动，邱毓斌说。第一、香港中产阶级有过实际的集体行动经验。第二、香港中产的专业人员有很高的组织性与抗争经验。第三、香港的高等教育有着学生运动的传统与组织力量。第四、香港的公民团体有较高的政治化准备。邱毓斌认为，港府周日所使用的催泪瓦斯、胡椒喷剂、塑胶子弹、音波炮，除了引来国际人权团体的批判之外，显然还不能驱散香港强韧的公民社会力量。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