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前司法部长：“在自由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

德国之声：在德国发现提箱炸弹之后，关于安全部门是否应有更多权限的争论现在又再获东风。联邦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再次要求扩大警方的调查手段，就是鼓励共犯告发的从宽规定也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您怎样看待这些要求呢？

罗伊特霍伊塞尔-施纳伦贝格尔：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德国颁布了如此全面细致的安全规定，以至于我们实在不能说德国还存在什么安全漏洞。假如说我们还有需要改进之处的话，那就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各地宪法保护部门之间的合作。这些部门的合作欠缺，对极右党NPD的禁党一案就已充分予以显示。无论如何，在老百姓中制造德国安全有漏洞的感觉是错误的。

德国之声：如果没有录像监视，提箱炸弹嫌疑犯恐怕永远不会落网...

施纳伦贝格尔：可这一点恰恰表明，德国没有漏洞。我们在主要火车站都装了摄像机。这一点现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不能在所有5700个地区火车站统统安装摄像机。在人口集聚的地方，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基本上已经实施了。但为此我们不需要修订法律。这是每个联邦州的任务，是各个州警察法的内容。

德国之声：在您看来，发现提箱炸弹后，德国的安全情况是否发生了彻底变化？

施纳伦贝格尔：我认为不是。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即显而易见的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更加处于一种无形抽象的受威胁境地。未遂提箱炸弹的发现，只是让德国再次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伦敦、马德里、伊斯坦布尔都已经经历了恐怖分子可以干出什么样的事。

德国之声：每次恐怖袭击，包括袭击尝试之后，都有人要求加强安全法。这是一种自动反应吗？

施纳伦贝格尔：这是内政领域的一种仪式和自动反应。内政政治家、国务秘书、安全部门代表利用这些机会向公民宣传还必须采取哪些安全措施。可是这些人也应该介绍一下，德国都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有些措施是无论如何不可接受的。对我来说，其中之一就是让联邦国防军将来维持火车站的安全。

德国之声：除加强安全法以外，政府还有其它选择吗？

施纳伦贝格尔：我认为有必要充分发挥和利用我们现有的运作可能性和法律。但我也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对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我们所加强的各项法律究竟都起到了哪些作用进行一次评价。必须有理有据地说明，哪些措施有用，哪些措施根本不需要，这些措施对成千上百万无辜公民的影响是什么，那就是收集储存极其个人的隐私，甚至包括有关去哪里、呆何处的信息。在围绕安全问题的讨论中，这一点也必须提及。

德国之声：赞成加强安全法的人不断表示，为了保卫自由，就得放弃一部分自由。

施纳伦贝格尔：这个论题并不成立。假如完全取消自由，也还是没有100%的安全。独权专制国家的情况就表明这一点，那里也照样有犯罪、袭击以及其它类似活动。人们必须在自由和安全之间进行权衡，找到平衡点，德国已经找到了这个平衡点。我们已达到很高的安全水准。德国安全部门的一些活动，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德国联邦情报局可以密查你的银行账户、询查旅行社的订票情况等等。我们有一个很密、很密的安全网。我们必须向老百姓说明这一点，而不是雪上加霜，加重他们的不安感。

德国之声：自从您公开反对大监听法以来，您便被看作是面对国家机关的控制欲望，坚决维护公民隐私权的代表。数据保护、隐私保护、公民权利，您如何总结评价自9.11事件以来这些领域的发展变化呢？

施纳伦贝格尔：很遗憾，在我们的自由民主社会，这些权利的维护者为数并不很多，虽然它们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建国基础。如今，谁要想维护这些基本权利，谁就总是处于向人辩解的境地，好像被逼到墙根，要求难以开口的事。所以，此时大声疾呼，维护每个个人的权利就显得更为重要，即使逆风而行也值得。

德国之声：在您看来，如果情况有变，国家会把它扩大了的权限再退还百姓吗？

施纳伦贝格尔：根据我几十年的从政经验，我可以说，一旦到手的限制隐私保护的侵犯权限，国家是不会退还的。过去为打击红军派（RAF）的恐怖活动——这些活动和当今的恐怖活动不可比拟——颁布的那么多法律，后来根本没有再予以审核，没有撤销，虽然人们早就用不着这些法律了。

德国之声：您将继续对此反抗。

施纳伦贝格尔：当然了。必须有人站出来，让宪法法院有机会清楚地表明，不是所有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都可以在德国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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