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在英国走香港工运未竟之路

（德国之声中文网）职工盟前总干事蒙兆达今年在英国成立非政府组织“香港劳权监察”（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组织的第一个项目是在6月底发表首份报告，分析《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年来工会受压的情况。上週，蒙兆达携同这份报告出席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会议。这是相隔9年后，日内瓦再次审议香港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状况。

德国之声：你这次出席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有何观察？委员对香港的情况有何回应？

蒙兆达：这次我亲身出席听证会，也会见总部同样设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反映香港工会受政治打压的严峻实况。大家都感受到国安法时代下很强烈的寒蝉效应，以往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总会见到香港人组团出席，但相信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来自香港的代表。大家都很明白，这反映了对国安法政治报复的忧虑，所以香港的在地团体被迫放弃与联合国等国际联系。

从人权专家提出的问题，看出来他们非常紧贴香港的形势，例如会很仔细地追问到工会和民间团体在国安法下被迫交出内部资料、煽动罪保释门槛变得苛刻的情况等。我感受到我们被流放海外的人，有更大责任说出实况。

德国之声:为何你会在英国成立“香港劳权监察”？目前的定位和工作是什么？

蒙兆达：初初到英国时也很迷茫，刚到埗那一、两个月内心很歉疚。离开了熟悉的战场和土壤，放下了从事20多年的组织，不知道还可以向香港工运贡献什么。后来机缘巧合下，以不同形式见了不同国家的工运组织，他们都已有一段时间没直接收到来自香港的消息了，香港的声音的确很难再被国际听到。

当时给了自己一个启示，虽然离开了，但身处英国让我有自由空间将香港不能表达的声音传递出去，维持国际对香港工运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我联络同样身处海外的工运战友，成立新工运团体填补国安法造成的巨大鸿沟。我们成员主要有工会干事、劳工政策研究员等，从前都在香港从事工运组织，现在希望在英国延续工作。

德国之声：职工盟以往很多工作都是介入在地的劳资问题，现在如此遥距地从事有关香港工运的工作，实际上如何执行？

蒙兆达：我们已无法在前线组织工人，这是我们的限制，也接受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很清晰只是扮演支援角色。香港公民社会面对海啸式冲击和秋后算帐，因此我们会主力做香港不能做的工作——多从国际层面做研究报告、连结国际工运组织、运用国际机制，监察香港的情况。当香港有工运时，我们可以做桥梁向跨国企业施压，这是我们期望的角色。相信在不同位置上发挥协同效应，令香港的工运抗争不至于在国安法下完全被国际孤立。

德国之声：继教协、民阵、支联会后，拥有十多万会员的职工盟在去年9月亦决定解散。你在职工盟正式公布消息前夕，已辞任总干事一职并赴往英国，当时为何非走不可？

蒙兆达：离开是个非常挣扎和痛苦的决定。离港前一个月（2021年8月），我先后3次被中国政府派来的中间人约见，对方不断追问我组织内部的资讯，包括对外合作项目、财政收入、秘书长李卓人的角色等。虽然我一再拒绝，对方仍不断滋扰，最后一次见面甚至要求我见香港警方国安处回答问题。当时我的评估是，如果不离开就随时会被政治拘捕，面对作为2个女儿的父亲以及总干事的角色冲突，无奈之下我唯有选择离开。

德国之声：职工盟曾是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解散是否短时间内作出的决定？

蒙兆达：当时很多官媒下一个矛头对准职工盟，对方不容许你喘息，持续不断地迫你到死角，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下，在非常急迫的时间内做决定。职工盟的执委和会员都为了成员的安危，迫不得已这么做。当时我在英国看著记者会直播，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说话，都很痛恨不能身处其中为职工盟走完最后一段路，是我心中最难弥补的遗憾。

德国之声：在创办人李卓人、前主席吴敏儿因另案还押无期之际，工会在存废难题前面臨什么挣扎？

蒙兆达：在李卓人坐牢之前，我有跟他见面。当时审讯完结正等候判决，大家都知道他一定会坐牢。当时我曾经承诺他，会继续留守职工盟。但我最终选择离开时，对于不能履行对他的承诺感到很歉疚。我到达英国不久后，就收到阿人从监狱给我的信。他在里面不是亲身知道我离港的消息，是有囚友听到电台新闻告诉他，他便马上写信给我。他在信中安慰我，说陪伴女儿成长是不可代替般重要，叫我要融入新生活，千万不要有任何歉意，因为我已在他坐牢时撑住职工盟，付出很多了。他在信中这些说话令我非常感动，我很感激阿人的谅解。

这就是李卓人，以往合作多年无论大小战役，他总是希望一力承担。我很希望有一天，他出狱时见到，虽然我离开了香港，但是没有离开支持自主工运的这条路，在不同岗位上继续承传职工盟的精神。继续前行，不轻言弃，这是弥补遗憾最好的方法。

德国之声：职工盟解散前有78个属会，这大半年有部分也相继解散，以你了解现时最新状况如何？

蒙兆达：工会大规模解散潮是很清楚的。根据政府职工会登记局数字，光是2021年就有62个工会解散，相比2018至2020年间只有7个工会解散，是惊人的增幅，很明显是政治压力导致的。解散的工会中部分是职工盟属会，也有反修例运动时成立的新工会。
盡管职工盟解散了，现时相信还有几十个属会存在，仍有独立工会运作。当然它们面对不同困难，会很难找人接棒做理事，可能因此被迫停运；亦有工会变得低调，集中做劳工议题、职业培训等。

德国之声：即使工会“去政治化”，香港在地的工运还有前景吗？

蒙兆达：政府有一系列部署整治工会，包括要求多个工会交出资料，在新增官方职位监察工会是否符合“国安利益”，限制工会经费用于当局定义的所谓“政治用途”。前景是不明朗的，工会的发展空间和自由会进一步受操控。

但在过去一年，即使在巨大的制肘下，我们看到工人集体反抗都没完全消失，更出现更灵活、流动的工运方式。例如：有艺术家当卧底清洁工，把剥削待遇公诸社交媒体，外送平台员工自行开设Telegram群组发动罢工，透过网络避开政权和资方打压。虽然我们不可能再如以往般动员大型街头抗争，但相信由下而上的反抗网络仍能慢慢累积而成。在政策失去制衡、向商界倾斜下，我相信未来终会到达临界点，无论如何打压，都难以完全停止工人自发的抗争。

德国之声：你怎么看自己的未来？有否准备可能回港无期？

蒙兆达：没错，我现在从事的岗位，在可见将来都很难可以回香港，这也是很多流散而坚持为香港发声的人的代价。有时候晚上都会梦见回到香港，重游熟悉的地方、重见挂念的人，但一觉醒来发现原来身在异乡，这都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难受。但在经历低沉后要爬起来，把伤痛转化为力量，重新摸索一条我不熟悉的道路，这是我正在经历的。即便如此，我仍拥有支持香港工运的岗位，这已经是要感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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