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m Volkskongress die Beobachtung: Änderungen in der chinesischen Außenp...

其实，中国外交政策仅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搁置了一周的时间。中国外长杨洁篪3月12日在两会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回答南海区域主权争端时，重新强调"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贯穿中共建政以来外交政策的理论主线。这一主线不但反应在中共建政后突破外交孤立与封锁的努力中，也在重返世界外交舞台后的冷战苏美两霸抗衡时代和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称霸的世界格局中，都是中国奉行的外交立场。五项基本原则的核心理念实际上只有一个，那便是国家主权第一。只要在左右国际事务的能力上中国还不可与美国同日而语，中国在外交战略上还只能是防御性质的，即使是攻也是为了更好地守，目的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和友好的国际条件。一个防御性质的外交战略必然要守住"国家主权"这个底线。虽然杨洁篪在表述"中国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思想、新理念"时用了更"与时共进"的新词汇，如"互利共赢、合作和谐"，但是这只不过是"国际关系，主权在国"的新包装而已，它并不是一种理论范式上的突破。

中国的外交政策不能脱离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来理解，这是国外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基本上达成共识的地方。由于独立的、符合科学规范的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体系，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论研究基本上不能脱离官方意识形态的羁绊，鲜能带来认识上的进步。在国外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都看到了150年的中国近代历史在在官方的历史书写中是一部中国民族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历史这一现象，并认为这一历史屈辱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始情结"。

的确，不管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形态作和演变，"弱国无外交"这一观念深入中国政治领导精英阶层的头脑，"富国强兵"成为最高的也是最紧迫的治国目标。中国是个大国，这是两千多年历史与文化的沉淀在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留下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大国崛起"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重新"恢复"失去的大国地位。因此，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的最终指向是"有所作为"，是重新赢得作为一个大国的荣誉，在这一目标没有达到之前，中国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是不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向转变的。

所以要想判断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就要看中国人是否已经认为自己的"国足够富，兵足够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当然不是外交上的"韬光养晦"的直接结果，但是它至少间接印证了低调务实的外交政策的正确性。在中国刚刚开始尝到"大国崛起"带来的自信的同时，历史的屈辱烙印一定还没有消除，它对自己所处的外部世界一定是充满不信任感和危机感，在美国依然单极称霸的今天，中国在外交行为上一定不会是很招摇的。

自中国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已经与全球化过程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实用主义的，就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不出头、不扛旗"，只关心国家利益是否得到了保障或者损害。

中国现在虽然已经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并不能有把握这样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性的。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如台湾问题，周边安全问题，还有能源供应问题和环境问题，中国作为巨人的基础并不坚实，相反倒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泥足巨人。即使是给中国人带来自信的本钱－高速的经济发展，更多的也是一种量上的表现，中国的经济发展还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持，廉价劳动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不但在经济领域以内给传统的西方工业强国带来威胁感，也在政治上让西方感到不安。美国已经有学者在说，中国不是正在崛起的国家，而是已经崛起了的国家。德国政界近年来也有人质疑给中国提供发展援助是否还有必要。中国自己则始终把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在为自己的经济总量发展感到骄傲时也总是不忘谦逊地提"人均"这一概念。作为中国的资深的外交官和核心外交智库人物，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一再表示中国还将长期坚持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和平崛起"尽管是中国人的目标，但是为了不引起西方的警惕和围堵，中国近年来已经谨慎地把这一表述清除了官方话语体系。

由于缺乏价值观上的共同基础，中国始终不能被西方国家当成可靠的持久的战略伙伴，中国也因为来自西方的人权和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上的压力而对西方国家保持着"和平演变"的警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很多外交上的冲突实际上是来自价值观上的冲突，西方国家在外交上对中国的批评很多是来自于中国在内政上不良行为，例如一党专制、压制政治异己，压制新闻自由，侵犯人权等。由于中国政治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上信奉的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至上的现实主义理论，来自西方的以人权观念为核心的批评一般都被理解为是西方制衡中国崛起的一个幌子。

由于缺乏这种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信任感，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始终不会出现本质的改变，温家宝说的中国将"更积极负责地参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必定是本着现实主义加实用主义的一贯外交原则，一切都以是都否有利于国家利益为尺度。因此，只要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内政上不是中国的制度基础，在外交上也不会有范式革命意义上的转变。由于自由民主制度与政治专制制度相比在道德合法性上有着天生的优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除了抱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无更多的道德选择，这也是中国外交政策更多是采取防御性守势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