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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革与西藏

Hans Spross2016年5月14日

五十年前,毛泽东的红卫兵小将也在西藏掀起了极具破坏性的革命。今天北京已同文革划清界线,但对西藏的统治却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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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 buddistische Mönche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Robert Harding World Imagery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问题专家奥斯卡·魏格尔(Oskar Weggel)是这样描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的目的是"创造新人新社会"。魏格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文化领域,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是'破四旧',即破除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旧思想。在西藏的做法尤为激进,西藏中世纪式的文化有上千年的历史,有僧侣文化,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一切完全是无法理解的。"

1966年夏季,中国各地的大中学生成立了红卫兵,"造反派"接管了工厂企业,各级领导被强迫交待问题,建立"人民公社","资产阶级"和"封建迷信"被彻底扫除。而在此之前,西藏文化就早已经遭到中国占领者严重破坏。

汉学家黑伯勒(Thomas Heberer)写道:"1959年(西藏起义和达赖喇嘛出逃-编者注)之后,西藏的传统社会结构被暴力清除。西藏的精英阶层和寺庙作为西藏文化的支柱被彻底消灭。总共2700座庙宇中比较重要的2690座庙宇被毁,这意味着西藏的教育,文化以及宗教设施从此消失了。"

1959 Lhasa the 14th Dalai Lama escapes to India
1959年西藏起义失败 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中国暴力统治从此开始图像来源: Li Jianglin

文革后的重建非常有限

今天,中国领导人将这场破坏行动完全归咎于文化大革命,按照魏格尔的说法,文革"被谴责为惨无人道的,彻底的破坏"。不过,流亡藏人德国西藏后援会创建人之一诺尔布(Tsewang Norbu)则认为,这是中共领导人在混淆视听。诺尔布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1987年,时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访问西藏时,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对西藏破坏行为的90%发生在文革之前。文革只是对西藏的致命一击。文革后,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西藏重建问题上的做法也反映出这一点,只有在文革期间被破坏的庙宇也获准重建,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庙宇得到重新修缮。"

China Kulurrevolution Rote Garde
西藏青年也被红卫兵运动所吸引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AFP/J. Vincent

社会矛盾

诺尔布认为,破坏行为的继续只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对西藏青年人来说,文革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们的解放。诺尔布说:"九十年代,我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编者注)接触过一些曾经当过红卫兵的藏人。其中有一位引起我的注意,像68年代大多数学生领袖一样,他也特别健谈。他和其他一些人都向我证实,文革期间作为红卫兵,他们终于有了和汉人能够平起平坐的感觉。对于有些藏人来说,这是一个锻炼口才的好机会,而对于另一些藏人来说,利用文革期间的派系斗争,他们可以借机向对立派别的汉人发动进攻,以发泄平时作为藏人被歧视和被压制的不满。"

诺尔布讲述的红卫兵经历也得到汉学家魏格尔的证实。"西藏参与斗争的主要力量不仅包括来自北京,上海和成都的内地人,他们当中藏人中学生甚至占据大多数。" 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为内地和西藏学生共同发起针对僧侣文化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Kloster Samye Tibet 2004
桑耶寺:虽得以重建,却同其他寺院一样受到当局严格监控图像来源: cc-by-sa-Tsui

魏格尔说,普通民众和僧侣阶层之间当然有矛盾,而毛主义的革命派恰恰试图激化这种矛盾。"毛派说,主要的压迫者并不是外国人,而是西藏自己的僧侣庙宇。他们甚至举办展览,以极其夸张的方式展示僧侣如何压迫折磨民众。他们希望,这样会激起义愤,民众会造寺庙的反。然而,事实上,这种义愤只是在年轻的红卫兵身上得到体现。"

西方的毛泽东热

在印度北部的藏人流亡地,由于信息闭塞,策旺·诺尔布只是隐约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每周六,我们大约六百名学生要上一堂启蒙课,老师给我们念报纸上的文章。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报纸上有写着批斗会字样的图画。画面上老师被戴上纸糊的高帽,身上贴满标语。除此之外,我们并不了解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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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藏人诺尔布曾对当年印度和德国的毛泽东热感到震惊图像来源: 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 e.V.

1969年,诺尔布去新德里上大学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过,诺尔布认为,当时存在一种罔顾事实的狂热。他对德国之声表示:"大学里很盛行对毛的个人崇拜。同世界许多大学一样,新德里大学也彻底卷入崇拜毛泽东的狂热。如果有谁胆敢质疑或者批评红卫兵的暴行,立即就会被定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者中央情报局的特务。"

1973年诺尔布到德国时,情况也类似。这位流亡藏人回忆道:"法兰克福大学的毛崇拜仍然很盛行。作为一个藏人,我对中国和文革的看法越来越与众不同,所以,这段大学生活也就变得很艰难了。接下来是对胡志明的狂热拥护,我的印象是,大学生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性和批评性思维的能力。当时洋溢着一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和胡志明爷爷的盲目崇拜。"

北京会对西藏政策进行反思吗?

这一切后来都发生了变化。许多当年置身其中的人渐渐从盲从状态中解脱了出来,八十年代初,这些人要么得以亲自去西藏旅游,要么从相关报道中了解到了西藏的真实情况。"正是西方社会这些左翼自由派分子思想发生了转变,在八十年代后期发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支持西藏运动。

随着中国的崛起,支持西藏运动在政坛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流亡藏人诺尔布也清楚,问题的关键在中国。"要想实现藏汉和解,北京单凭同文革划清界线并将西藏政策的失误都归咎于文革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北京来说,彻底反思西藏政策,以和解式的西藏政策替代侵略和占领,文革五十周年本来应该是一个好机会。"

对中国问题专家魏格尔来说,这一切不会很快到来。"只有中国自身实现了民主化,宪法才有可能得到重视,藏人的自治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尊重。如果那一天西藏还没有被移民湮没,藏人还没有被彻底汉化,那么西藏也 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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