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狱到天堂

3月18号是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75岁生日。德国统一没多久，批评的狂潮一度快把这位前东德女作家淹没。人们指责她的“机会主义”，称其为前东德的“国家诗人”。这场针对前东德作家的所谓德国文学争论，一直局限在文艺副刊领域。但是通过沃尔夫的作品‘童年典范’和‘卡桑德拉’，全世界读者对这位出生在瓦尔特（今波兰）兰斯堡的作家的爱戴毫发未损。相反在她的新书‘一年中的一天’出版伊始，文学评论界就对她重拾兴趣。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多年来给我作品以厚爱的读者。在我生命的灰暗时期，是你们的坚持让我不忍放弃，我全心全意地信赖你们！”

两年前沃尔夫因为毕生作品获颁"德国图书奖"，这是她当时的感谢致词。不错，读者们值得她的真心信赖，而西德的文艺副刊就不一样。1990年，他们针对她挑起了一场争论。导火线是她当时出版的作品‘所余的一切’，文中描写了她过去被东德情报部门监视的经历。有人指责说，这种申诉不过是马后炮。为什么当年她不敢挺身而出，高声抗议呢？曾经对她高唱赞歌的文学评论家们，也给她戴上了东德“国家诗人”的帽子，说她代表了所有的东德作家。

“开始的时候，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王国和邪恶之国间的较量，而前者理所当然具备将后者一口吞并的力量。事实上，政客们有意玩的那套把戏我心知肚明。但是普通老百姓的反应却让我诧异，这很耐人寻味。他们那么做，一定是因为有更深层的需要。”沃尔夫说。

渐渐的一切风平浪静了，包括当时所谓的德国文学争论。在沃尔夫此间逗留的美国，人们对这个典型的“德国“争论大摇其头。

由于近年的作品，特别是去年秋天的札记‘一年中的一天’，沃尔夫步入德国最著名的当代作家之列。其札记覆盖了从1960至2000年整整40年，阐述了东德当时的写作环境和作家受到的刁难与批判。数十年，因为不愿对官方的文学要求卑躬屈膝，她过着放逐生活。这位女作家一再追问，在社会中自己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能为社会承担些什么，有什么是她无能为力的。早在1976年前，她就第一个对取消比尔曼的东德国籍公开提出抗议。从中人们可以解读出她对国家规范的社会主义的质疑，那不是人类和社会的乌托邦，和她最终的梦想大相径庭。

‘一年中的一天’首先撷取了平常的日子，而这正是她引以为贵并悉心珍藏的，“或许直到今天我都还一如既往地渴望，不让太多记忆的珍宝沉没到遗忘的海洋。日常生活组成了人生。每天都是生命的一个片段,一旦溜走，它就真的不再回头，而我们也离死亡更近了。不着痕迹地让它过去，会让我觉得痛心。”

女文学评论家Fauke Meyer-Gosau认为，沃尔夫的日常生活和亲身经历一直以来是她写作的基石。“在主题和她自己左右，人们总是能够从故事中察觉到作者的影子。从1959年她的第一部作品‘莫斯科小说’到去年的‘一年中的一天’，人们都会发现，她一向把自己的故事和亲身体验置于文学的审视之下。"

1976年的‘童年典范’中，她毫无保留地回顾了自己纳粹时期的童年。此后的‘卡桑德拉’和‘麦迪亚’中，她利用古典形象讽喻各种社会文明，这种批评延伸到各个意识形态的领域。一直以来，正是她的主观因素使她的作品更加富有感染力。如批评家所言，在最新的作品里，她抛却对文学形象的矫饰，使主题得以更为淋漓尽致的表现。

这样她自己也变作一个历史人物，一个罕有的听凭文学摆布的传记对象。作为这个历史形象，人们可以同时从中看到五十年的沧桑如何远去，在作家群体中这本是一个创举。

（Gabriela Schaaf/文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