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岔路口的中国政治

党和国家首脑胡锦涛正在尝试给予带有资本主义面孔的一党专制多一点民主，但仅仅是多一点而已。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云，党的领导人仍然心有余悸。自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崩溃以来，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庆幸他们仍然留在宝座上，但他们学会了灵活对待人民的不满，分化瓦解群众的反抗，杀鸡儆猴地严厉惩办群众领袖。

过去一年，中国的国安机关忙得不可开交。一月份，辽宁省的两名工人领袖被送上法庭，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四年徒刑。他们的公开罪状是组建中国民主党，实际原因是他们组织了数万工人要求工作、要求补发工资的示威游行。同样是一月份，因一名同学在校门口被卡车轧死，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游行至市委大楼前抗议。远在北京的胡锦涛对抗议的声势十分震惊，下令严厉处置肇事司机，安抚学生。其实，中国每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数以千计，何尝有过国家领导人介入的先例。但共产党最怕动荡、最怕学生，为了稳定，肇事司机罪加一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十岁的工程师黄琦因在互联网上宣传民主党的理念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还有四名民主党的成员被判五至十年监禁。这些打击措施说明，互联网和卫星电视是国家时时提防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网民进入网吧要登记身份、甚至企图把Google搜索引擎纳入中国国家服务器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事情。

相对而言，国家控制印刷媒体就容易多了。北京新报在把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称为中国“七大无聊之物”、“只会说‘是’的议会”后，不问青红皂白就遭到了取缔。新派畅销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因为发表了与自由派人士李锐的自由谈话，被勒令停刊。财经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把江泽民与一件欺骗银行的案件拉上了关系，这一期杂志遭到封杀。高级领导人的腐败、警察拷打公民、甚至非典在初期都属于政府禁止报道的题材。

其实，人人都知道哪些题材是真正威胁威权体制的炸药。包括台湾人在内的海外华人用美元堆起了华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但对内地人来说，这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以每月25欧元的最低工资，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的外贸倾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使中国在对美国贸易中的出超达到了1200亿欧元。这些三资企业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危机：国有企业破产或私营化，原有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后，没有新的饭碗。这就意味着，在原有两千万工人、一亿农民失业的基础上，失业人数将增添几千万人。农业中无法安插、到处流动找工作的三亿人口还没有计算在内。去年十月，河南郑州一家机器制造厂的数百名职工游行，反对工厂转为私人所有，他们担心私营化以后被解雇。

中国的经济资本主义中，没有独立工会或法院能限制利欲熏心的人疯狂追求利润。最近，最为群众不满的是拆迁风，北京老胡同的四合院被受当局袒护的房地产发展商夷为平地，原址建成了高楼。拆迁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十月一日国庆节，一名自己住房遭到拆毁的北京居民跳入天安门前金水河，以自杀表示抗议。他被救上岸后，被判处两年徒刑。十月八日，一名被迫拆迁的市民开车驰过天安门广场，并散发他准备自杀的传单。他被判六年监禁。十一月二十日，青岛四十名市民甚至来到北京中南海门前抗议他们的住房被强行拆除。

十一月，襄樊人民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当地的一个汽车零配件工厂要改为私营化，虽然许诺要给职工以补偿，但却强迫职工将补偿金用来购买工厂提供的住房。警察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镇压工人的反抗。四川省达州有八百名出租汽车司机罢工，他们在市政府前静坐示威，缘由是当局收回了他们的营业执照，准备以后高价拍卖。15名带头的司机被逮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4条保证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统治者永远不懂得，拒绝人民使用这样的基本权利只会使抗议活动升级。九月份，起重机司机要求补发拖欠的工资，并威胁要从起重机上跳下自杀，他们被关了五天。同一个月，武汉的一家餐馆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七人被炸死。在陕西，一枚炸弹从汽车中飞出，黑龙江也发生过炸药爆炸事件。

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正处于十字路口：是真正实现更多的民主，还是采用过去延用的压制手段？后者的后果难以预计。当愿新开始的猴年能带来灵气，带来新气象。为猴年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