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在德国

无外在群体标识的俄罗斯人

“他们现在不再穿毡毛靴，也不再戴皮帽，所以按照这些标志人们无法识别他们，因为他们隐藏在大众之中，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如果有人想找俄罗斯人，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到俄罗斯商店去。”

11年前，琴科夫斯基来到了柏林。他是生活在柏林的大约10万名俄罗斯人中的一名。有些人甚至认为柏林有16万俄罗斯人。到底有多少，具体数据谁也说不上来，因为有许多人是非法居留。不过有一点很引人注目，那就是柏林大多数的俄罗斯人走在大街上都不怎么显眼，没让人感觉到他们是俄罗斯人。只有当人们要去坐地铁的时候，才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结触到他们的。

歌曲听起来既忧伤又哀婉动人而且还充满激情－这就是在弗里德里希车站里飘荡的一种声音。过往行人有的放慢了脚步，有的则停下来并给街头音乐家们扔了一些硬币表示感谢。在旅游景点勃兰登堡大门那里，有一些俄罗斯人在卖前苏联勋章、军帽、一盒套一盒的上面画有小姑娘的七层小木偶人和一些小玩艺儿。他们属于那些让人们能够识别出来的俄罗斯人。库斯内左娃在其指南书“新俄罗斯人的柏林”中把柏林的俄罗斯人描写成一个丰富多采的多阶层社会：

“这里既有企业家，又有媒介人物，既有艺术家和大学生，又有靠社会救济金打发日子的人。这里的俄罗斯人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它并不一定是俄罗斯社会的翻版。我甚至更进一步认为，这里的俄罗斯人更维护苏维埃的传统。他们虽然一直关注俄罗斯的变化，但自身并不真正投入到这些变化之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但他们的阅历却部分地来自苏维埃。”

他们生活在哪里，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些都是局外人无法得知的事。也许他们就正在城里某个地方收听自由柏林电台在每天的“多元文化”专栏里播送的俄语节目吧。

在德国的生活

这些“俄国人”其实都来自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即来自原苏维埃盟国。但他们跟土耳其人不同，他们不是紧紧地凑在一起，好象生活在一个集体里一样，而是分散居住在城里各个地方。

“这种集体形式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柏林倒是出现过，比如当年人们便把夏洛藤堡区叫做夏洛藤堡格勒，因为这个区里住着许多俄罗斯人。现在，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了，很简单，因为各人的移民过程都不一样，所以这些人都分散在城里各个地方。”

琴科夫斯基是自由柏林电台俄语节目的编辑。当他1990年来到柏林的时候，他可谓是既恰逢其时又恰逢其地。当时，德国之声正在寻找一位会俄语，于是他跟许多其它人一样留在了柏林。

“这里的大学生全都活得很轻松，这一点使我非常迷恋。现在，我的大学生活虽然早就过去了，但我还是继续生活在这里。”

“这里有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比如这种人就有不少是在柏林上大学。柏林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它不仅吸引年轻人，连我自己也觉得柏林是个我愿意生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全家都迁到柏林来了。”

“我是和家人一起随着犹太人的移民队伍来到德国的。当时，也就是1991、1992年吧，我第一次觉得俄罗斯好象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家。那时我就想，与其在自己的国家做个陌生人，倒不如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做陌生人。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移民理由，那就是我儿子那时正好20岁左右，他有可能会被征召入伍，然后被派往车臣。所以移民正好是个不去参军的好机会。”

政治家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柏林是“通往东欧的大门”，而且是个前途光明的城市。对许多俄国人来说，柏林是个能过得很舒适而且可以尽情奢侈的城市。他们专门到豪华的百货商场西方百货大楼去购物，到卡蒂尔首饰店和选帝侯大街上以及旁边的一些高档服装店去。这些高档店里专门配有会俄语的服务员，以便接待俄罗斯来的顾客。

“人们也把这些人叫做GUCCI（古奇）俄国人。这里指的是那些专门要买高档名牌的俄罗斯人。他们买的东西有时候对他们并不合适，但对他们来说，关键的是买来的东西上面要有一个响当当的牌子。”

皮林格的服装店就在选帝侯大街旁边。她自己也是俄罗斯人。16年前，她来到了柏林。她说，俄罗斯女顾客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有多少钱的，她们都非常挑剔。

“许多俄罗斯来的女顾客手头并不过分宽绰，所以她们当然就想用手头的这点钱买到最好的东西。但她们常常买不起这里的东西，所以她们自然而然地就变得挑剔起来。不过，她们当然还是想穿时髦服装的，她们对服装的质量非常讲究。”

外表富有魅力，这是俄罗斯妇女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最好是近可能地在打扮上超过别人，穿得比别人更时髦一点，这是她们的普遍愿望。一位德国女售货员说，这是俄罗斯妇女的天性。

“俄罗斯妇女总希望自己出来时的样子是能够在公共场合光彩照人的，而柏林人白天走在街上的时候，对自己的穿着打扮便不这么重视。但俄罗斯妇女则相反，她们永远希望自己出现时的模样美丽动人，所以走在街上的时候，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这一点。”

卡米那的书和酒吧

卡米那所代表的俄罗斯人圈子近来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声名现在已经传到柏林以外的地方去了。卡米那现在已成了俄罗斯年轻知识分子的代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卡米那开始在柏林的布伦茨劳山区定居。他曾在莫斯科一个剧团里当过戏剧顾问，来到柏林后，他的愿望是过上一种与普通人不同的自由生活。开始时，他靠这里那里做点零活来维持生计。后来一件偶然的事使他取在文学上得了很大进展。

“1998年，我发现了这里的酒吧文学圈子，我一下子非常着迷。在那个酒吧文学圈子里，我开始编写并朗诵我的第一批故事。实际上，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就是在一个酒吧里开始的。我写的故事总是很受欢迎。后来有个出版商问我想不想把我的故事编成一本书，于是后来就有了‘俄国人迪斯科’这本小说集。”

在“俄国人迪斯科”这部书里，卡米那对自己在柏林和莫斯科的生活进行了文学加工。

“当我母亲和我1990年离开莫斯科时，我父亲简直高兴得不得了。这么一来他可以说是一拍子打死了两个苍蝇。首先他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在那个困难时期他让他的家人来到了一个安全稳妥的流亡地。这其中有一定的牺牲，总之，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有些人就做不到这一点。其次是在结婚三十年后，他终于又获得了安宁，能够随心所欲地干他想干的事情了。”

34岁的卡米那已不仅仅是在柏林成了偶像人物，甚至他举办的名声并不太好的夜间舞会现在也大出风头，成了一个有名地点。位于柏林中心区的俄罗斯人迪斯科设在勃格咖啡屋里，这个舞厅的风格很恰当地表达了追新求异的移民圈子里人的生活感受。它让人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于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过的社团活动中心。墙上贴的是发黄了的带有花卉图案的墙纸，窗前挂的是脏脏的白色透明窗帘，而卡米那就在里面当DJ。

“我们这里有80％是德国人，虽然第一眼看上去好象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他们都能跟着唱，这其实都是他们后来学会的。我们这里当然也有那么二三十个俄罗斯人，他们自然唱得特别响，因此很引人注目。但到我们这里来的大部分都是柏林当地人。”

保持传统的俄罗斯人

柏林的10万多俄罗斯人中，普通人占了大多数：工人，还有很多甚至以前是农民，他们在这之前还从来没在城市里生活过。在布置自己家中的四面墙壁时，他们便忘不了家乡的习俗和对家乡的回忆。记者切夫热可可说：

“首先家里要布置得很舒适，比如客厅。德国人喜欢白墙壁，但从前的苏维埃人喜欢彩色墙壁，所以，俄罗斯人选墙纸一定会选用彩色的而且能给人温暖感觉的墙纸。然后家里还得有一排柜子，上面放些书，也许还放些水晶玻璃，这个摆设也非常重要。然后还要摆上一个沙发，两个沙发软椅，一个小桌子，而且它们的颜色都必须是有点接近泥土的暗色。谁要是到了这样一个家庭里，谁就会马上受到招待。这里根本就没人会问你你想喝什么，你来了就要跟着庆祝，因为有客人来了，大家总是特别高兴。”

俄罗斯人的热情好客早就遐迩闻名，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切夫热可可真希望德国人也象俄罗斯人这般热情好客，并且更好地对待在这里生活的俄罗斯移民。大部分俄罗斯移民德语讲得都不太好，因此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只好靠社会救济打发日子。专业书作者库斯内左娃抱怨说：

“他们来到了这里，结果谁也不用他们。虽然他们拥有在此地生活的权利，再者他们要在此生活当然必须融入这个社会，但他们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所有他们带过来的东西在这里都用不上，而且这里没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这里这些人在他们的家乡所获得的职业能力和专业技能常常得不到肯定。”

宗教给许多人带来了安慰，至少让人们在小集体里站稳了脚跟。柏林犹太人社团有1万名成员，其中6千名是来自从前的苏维埃，而大部分俄罗斯人信仰的都是东正教。莫斯科在柏林的教祖职权代理就是设在柏林东部的卡尔斯豪斯区。

这个教堂面积大约为80平米。圣坛上点着香，教堂里到处都点着蜡烛，里面有年轻人、老人和小孩，妇女们头上披着围巾。礼拜进行时，人们始终保持站立姿态。

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纷纷走上前去吻牧师的手，和牧师就忏悔一事进行简短的对话。汇集到这里来做礼拜、来听达尼尔布道的并不是富裕人家，而是完全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

“牧师也到社团成员的家里来，为住房祝福，与一家人一起祈祷并解决一些急迫的精神问题。对我们来说，获得灵魂上的帮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牧师在这里不仅仅是圣职人员，而且还是个心理学家。所以，人们带着不同的家庭问题和重要的日常问题来到我们这里，而我们则总是尽力面向他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现在的俄罗斯人在柏林还比不上上个世纪20年代那么繁华。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目前的状况其实并不好，不过，人们但愿未来会光明起来。在柏林生活了将近11年的琴科夫斯基说，“因为好久没有人谈论俄罗斯黑手党的事了，所以俄国人的名声总算是比以前好了一点。”

“俄罗斯人对德国人的印象特别好，但倒过来德国人对俄罗斯人的印象可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