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情怀今何在？

德国之声：今年是"六四"学生运动20周年，有人说世界对"六四"的回忆胜过了中国人自己，您认为是这样一种情况吗？

张炳良：我想89年的"六四"事件对全球的中国人都有很大的冲击，对香港人来讲，89年的"六四"事件也是他们某一种集体回忆的一部分。89年的时候，香港人对中国内地，特别是对北京的学生运动反应很大，也非常支持北京学生要求发展"民主"这个目标。所以，从89年开始，香港人对"六四"有一种不能放散而来的情怀。当然现在中国内地有关"六四"这个问题还不能够放开和公开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最后也不能不面对的一个历史问题，所以我觉得就"六四"的问题早一点来做一个比较正面的证实比较好一点。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了在中国大陆对于"六四"的讨论是没有放开的，那么您觉得这种状况是由于公民已经把"六四"遗忘了，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存在？

张炳良：当然89年的时候，有关"六四"事件，我们在外面对当中这个情况所知道的应该说还是比较有限，那么海外的人和大陆内部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生对于"六四"的认知和理解还是有一个落差。所以有关"六四"这个问题，我不觉得是内地民众淡忘了。但是我想有关整个"六四 "问题最后还是不能不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证实。以前在香港方面也有一些人士，包括学者也提出可不可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89年当时"六四"事件前前后后的许多情况都能够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报告和全面的一个评估。

德国之声：谈到六四很多人就会想到"民主建设"，那么在中国大陆如果进行社会民主改革，您认为其动力应该是一种从社会底层发出的呼声呢？还是从政府层面上的改革措施呢？

张炳良：我想发展民主问题，一方面当然政府方面、国家领导人层面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明确的目标、一个意志。同时这个民主生活、民主精神一定要从下面开始，在基层开始。我们看中国有关发展民主的历史，其实差不多已经100年了。从清末的时候开始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以来，本来是推行民主主义运动。所以从争取民主和开展民主建设，我们国家从过去100年来一代一代都做这方面的呼吁，但是实际上到落实这个层次，在制度层次上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所以最后争取民主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在民间，在公民社会，在年轻一代，他们怎么看民主，还包括对民主精神这个理解。

德国之声：有人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好像对政治关心不多。那么从一个教育家的身份，您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看法呢？

张炳良：我想每一代大学生他们关注的事情可能都有点不一样。这个跟他们的成长经验，跟他们所处的时代，跟他们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个人发展问题也有关系。你就是看香港，看英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有一些人觉得新一代的大学生可能关注市场问题和就业问题比较多。所以我想大陆学生多一些关注他们个人发展这样的情况也不一定是很奇怪。

但是从中国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和从大学的传统来看，我们经常强调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何来以文载道。这个对于国家的精神面貌方面的贡献也是所有学者所有受教育的人应该重视的。我想这个在一般大学生里面应该有这样一个追求的。所以一方面大学生每一代都有他们面对的不同问题，但是每一代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世界的关怀的传统是不能变的。

德国之声：社会发展，教育先行。如何将一种社会责任的价值观融入到对青年学生的教育中，使他们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身体力行的去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您觉得在教育方面应该做怎么样的努力呢？

张炳良：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教育的目的问题。特别是在大学教育方面，从西方的教育传统来看，西方的教育也是非常强调大学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授地，同时也是推广思维、发展不同思想的一个园地。所以我想如何使大学生能够一方面保持比较批判性的思考，同时也理解大学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动力，这样的一种精神面貌我想也是西方大学传统的一部份。中国的大学之道也是强调我们要明德、要清明。所以从西方也好，从中国大学的传统也好，应该培养学生多关心社会，多关心人生这样一种态度。我想这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采访记者：萧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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