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的中国和巨变的中国博客空间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胡泳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互联网先驱人物。他在12年前翻译出版《数字化生存》，激发了大批年轻人投身于互联网。近期又出版了新书《众声喧哗》和译作《未来是湿的》，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是，这一次胡泳先生没有借助传统媒体进行宣传，而是在自己的博客、个人推特(twitter)网站，以及叫做“豆瓣”的中文书评网站上再一次获得了人们的注意力。

草根行动的标志

2002年10月5日，cnblog.org 网站开始启动，开篇第一则内容是“让更多后来Blogger加入到这个行列，让中国出现千千万万的个性化的Blogger ”，这个愿望在2002年看上去非常大胆，但是却在后面几年得到了一步步印证。2002年中国只有不到1000名Blogger，然后到了2003年，增加到10万名左右，2004年超过30万名，而到了2005年则达到了100万名左右，当年在中国上海举办了第一届中文网志年会（Chinese Blogger Conference)，那一年的主题是“平等心，众生志”，那年之后，这个会议每年都举办一次，也逐渐成为了草根行动的一个标志。

与此同时，风险投资商也为这个行业投入了一大笔资金，使创业者们备受鼓舞，这一阶段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型网络服务，当然后来也证明有很多泡沫，市场证明提供网络日志难以形成自我支持的商业模式，而创业者的过于急躁也让这个行业很快失去了追捧。加上后来几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等）在这个领域的加入，更让网志服务本身失去了神秘性。如今中国已经有数千万人在每天更新自己的网志，这非常类似与克兹威尔（Ray Kurzweil）对技术普及的S型轨迹，网志已经在中国成为大众商品。

“公民记者”的出现

网志所带来的社会效应随着这些平民化的过程而积累起来。它本身所带来的草根出版方式，工具的简化，让用户重新认识了互联网的作用--- 那就是表现自我观点的平台。2004年之前，网志处于启蒙阶段，使用者集中于一些网络文化的先锋；此后由于木子美等通俗作者的出现，“博客”一词进入了公众视野，并自此成为了网志的大众名称。随之在各个领域都有观点独特的新作者出现，并引发各自的集群效应。

例如在IT评论领域，洪波(Keso)很快因为他的犀利批评视角，吸引了众多行业内的读者群。而本来的社会名人，例如演员徐静蕾，也借助博客粘结了她本来的跟随者。短小的网志内容让公众更容易认识到名人的另一面，所以徐静蕾的新浪博客很快成为了该网站最热门的个人入口；记者王晓峰算是最早善用博客的媒体人，因为其调侃的文章在媒体文化圈获得了大量的读者群，完全超越了他本来的身份所具备的影响力；一些独立撰稿人，例如和菜头，凭借其犀利的笔触，也在网络用户中突出了个人的风格。与此同时，追随者们效法这些新“名人”，开始主动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知识、观点以及个人生活。

这其中的自发性，远远超过了2002年之前，人们只能选择在论坛或者门户网站的评论区域进行讨论的状况。那时候，人们只能跟随门户网站的设置，去评论主流媒体的新闻。而此时，博客作者们已经逐步开始成为新闻信息的来源。 “公民记者”浮出水面，2006年之后，周曙光、老虎庙等网志作者更多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凭借自由的身份，在全国各地观察报道一些热点事件，例如辽宁的“蚁力神”事件，重庆的“钉子户”事件，以及贵州的瓮安事件等。虽然公民记者们在个人行为上有很多争议，但是整体上这个群体正在发展起来，填补了中国调查媒体的不足。

通过网志建立群体

群体性的分享，也借助网志工具得到了发展。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在表达方面的集体意识还很强，所以很多个体更趋向于加入到一个思想取向类似的群体。从早期的cnblog实践，到后来被封杀的牛博网和专门分享科学知识的科学松鼠会，都延续了在中国文化中从众的心理，但是对个人化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小集体意识，至少比中国人唯一整体意识要有多样性意义，事实上个体在这样的小群体环境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保护，也更容易产生个人主义。事实上，在中国这是比较安全的方法，因为一旦个人受到审查体系的惩罚，他的新集体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他足够的支持。发现同好，成为了中国网志空间最重要的功能。人们更容易透过别人分享的内容结识与他们有共同愿望或者爱好的人们，或者他们愿意施加援手的对象。这种写作方式当然在中国传统的垂直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过去人们只与他们所在的系统内进行合作。模糊开放的市场经济也只不过增加了一些交易机会，并没有形成可靠的人际信任关系。

自由思考与审查升级

更多自由的内容，自然引发了自由思考，这也是三大核心问题的起点。至少在20年前的1989年，中国曾经有过短暂的自由思考时期。但是那个时候的经济基础不足与让人们有足够的财务自由去实践真正的公民价值。而眼下人们在互联网上的社会时间盈余已经远远大于从前，受制于传统机构体系的程度也越来越低。很多网志作者，因为个人的内容分享数量逐渐增加，已经创造了自己的读者群。他们甚至可以依靠自己的网志获取经济效益，从而可以去实践更多高层次的社会角色。在短短的几年，因为网志空间的不断放大，形成了网志（博客）、公告板（BBS）与门户网站的并列格局，并且在内容上形成了上下游的关系。

从一个新汉字“草泥马”的传播路径来看，网志空间已经开始成为新的文化起点站，本来热火朝天的BBS变成了二手信息来源，而主流媒体，几乎成了三手信息的贩卖者。当然主流媒体仍然不乏观众，因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金字塔主体仍然是数量巨大的底层边缘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的自由度仍然无法使其能自由选择信息渠道。当然，这种情形的变化非常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审查制度的不断升级。

不妥协的中文维基

中国官方从来都没有放弃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是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一元的思想）。 在认识到个体的多样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意义之前，他们更多在意控制互联网企业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含义。所以除了臭名昭著的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他们还不遗余力地扩展了舆论审查的体系，在不同的管理部门增加了监控互联网企业的控制结构。2006年推行的备案制度，要求每一个独立域名的网站到信息产业部(MII)的网站上进行登记，获得批准方可以运行。这种监管的方式很奇怪，在效用上并未减少所声称的防止网络欺诈和犯罪行为，却对言论的自由产生了足够多的障碍。

进一步的措施则胁迫很多互联网企业进行自我审查，一些本来和政治内容无关的网站，例如天涯、豆瓣，在自我审查的过程中遭到了用户的很大诟病。连知名的国际企业，例如谷歌、微软和雅虎，也都曾经有类似的恶劣记录。商业行为所导致的利益妥协无疑是中国用户面临的明显困境之一。根据瑞贝卡（Rebecca Mackinnon）所做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网志服务都存在自我审查，有的把文章中的关键词替换为*（例如，“胡锦涛”会变成“胡**"），有的把网志文章删除，有的则对用户完全禁止。

但是另一方面，从来不做内容妥协的维基百科则在中国遭受了长达两年的完全封锁，导致其错过了在全球百科知识领域的语言地位，这一点中文维基百科的最高协调人时昭当然很无奈。不过维基百科的创始人所做的表示仍然振聋发聩：“如果终有一天中国人民推翻了审查制度，他们会赞赏维基百科的努力，而谷歌等公司则失去了这个资格”。但是网络企业本身为了生存，妥协和共谋几乎是不二选择，但这或许会成为他们将来在合法架构下最应该担心的事情。

俯卧撑、河蟹与草泥马

审查与反审查变成了一个老鼠与猫的游戏，甚至还有了刺激性。审查者虽然可以借助貌似合法的理由（例如，2009年初的“反低俗“运动）去对网络进行监视，对企业进行压制，对网民进行恐吓，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正面面对。所以当上海的工程师杜东进在2007年发起个人诉讼，期望电信公司对屏蔽其个人财务软件服务网站给一个说法的时候。司法不独立的法院就根本不采纳他的证据，在无法获得法律支持的情况下，他的两次诉讼均失败。在二审判决书中法院明确说明：“上诉人申请的两个ADSL为与国际互联网络进行连接的通道，但并不承担确保可以成功登录如何网站的义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网民的选择似乎只有两种，要么自我审查，阻塞自己的自由思维能力；要么用变化的方式来表达。而后一种方式，则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于是创造了很多全新的网络新名词，躲避审查体系的追杀。例如，“打酱油”表示对社会事务不关心，或者假装不关心；“俯卧撑”表示涉及官方造假的公民非正常死亡。而最闻名遐迩的，是那一对名词“河蟹”与“草泥马”，前者原来讽刺审查体系，后者则去赞扬各类反审查的创意，例如在奥地利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上获奖的混搭作品“草泥马之歌”，甚至流行成为网民的手机铃声。 因为缺乏民主对话体制，这种对抗方式变得无处不在。

中国特色的“人肉搜索”

传播的力量来自于一个人类的自然行为--“分享”，是普适的。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意识是被矮化的，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强调阶层和服从。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种意识被共产主义运动放大到经济领域，凡事集中分配，更显出了个体无法支配自己的分享权利的扭曲状态。网络重新唤醒了这种基本的人性。这是因为网络重建了人们之间缺乏的横向联系，让信息和知识不必局限于分配体系，而是可以自由接续传播。第一网志作者分享了她的想法，她可以跟踪到后续有很多人会从不同的地方去复制或再加工，最后形成巨大的洪流。这就形成了分享主义的哲学，“我的分享可以引发连续的分享效应”，这种激励机制浮现出可以识别的新型社会网络，让人们看到多样的个人主义会形成集体智慧。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人肉搜索”(Human Flesh Search)就起源于此，2008年的一位林姓官员侮辱一位小女孩的事件被披露后，人们持续挖掘此人的真正身份，最终导致了他被免职。

虚拟世界与现实行动

统治者自己所造成，却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是，网络上自发浮现的民意正在悄然转化为行动力。从早期的“中文网志年会”种子，到如今越来越多线上线下行动的互动。 2009年7月由北风等人发起的“明信片”运动让福建的一名叫做郭宝锋的博客在被抓捕两周后获释。随后8月份在北京的公盟被查封事件中，网友共同捐赠了170万元人民币帮助这个维权组织来支付政府强加的偷税罚款。很多律师，例如刘晓原，宁愿冒着自己的事务所被取缔的风险，也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法律事件分析给公众。

这如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模式，可能随时随地聚集发生并产生结果。且这种行动力促进了网络和身份认同的关联，加强了行动者与社会公众的真实信任联系。人们开始把本来虚拟的网名和活生生的人联系起来，这却和官方所期待的实名监管完全不同。实际上，实名制可能不会再让网民感受压力，反倒是让另一类人“五毛党”（Fifty-cent party）感到不安，他们被官方所雇佣，专门把官方希望引导的舆论用复制垃圾信息的方式贴到博客评论或者论坛上。其实公众自身的真实身份和官方的实名制并不在一个轨道上，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哲学。中国互联网的治理方式仍然停留图在非常原始和初级的控制层面。

微博客恰逢其时

行动力和身份识别是紧密相关的，这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那就是“我在做什么”。一种新型的网络服务“微网志”(micro-blogging)又一次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人们开始在真实的身份下与同好或者亲友分享他们的随时状态，动词和地理位置成为了其中新的语义内容。这会促进在各个角落出现更多像北风、周曙光这样的行动者和公民记者。虽然微网志会和网志发展的S型轨迹类似，但是普及的周期可能更短。从先锋用户到普通用户，只经过了18个月不到的时间。而且同样，随着中文仿制品（例如饭否、叽歪、做啥、嘀咕等）的出现，迅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一次，草泥马可能变成草泥病毒。

胡泳教授的新译作《未来是湿的》来自于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推特和博客上有热烈反响，但是不光有好评，还有批评。有网志说：这个书名不好，没有尊重原书的本意。胡泳也承认这一点，并马上在自己的网志上做解释。与10几年前他的书被简单地追捧不同，这种理解分享到网路上，成为了公众可以积极参与的对话过程。这也许是中国的希望。

作者信息：毛向辉，中国博客作者，“中文网志年会”组织者之一。该年会2005年在上海首次举行，2009年在广东连州举行。毛向辉是一名创业投资人、软件工程师，是社会学习理论的研究者，非赢利博客组织Global Voices Online的顾问。他曾多次就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撰写公开信给谷歌的创始人，认为该搜索引擎巨头在中国审查制度前作出妥协，过滤被认为敏感或不道德的内容。毛向辉曾表示，滥用审查制度会制造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惧，从而影响人们创造力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