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推“反渗透法” 争辩焦点一次看

（德国之声中文网）11月29日，是台湾执政党意图将草案迳付二读的日子。 为了避免被反对党杯葛，当天早上7点，民进党便进入立法院占领主席台，并且在上午10点左右，结合党团力量让法案迳付二读。

《反渗透法》注重的是藉由规范台湾人的行为来防止境外势力的操作，规定“任何人不得受渗透来源的委托、指示或赞助”，进行五种行为：政治献金、游说、助选、不实讯息、干扰集会游行。 违者需要背负有期徒刑或是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的罚金。

法律草案在迳付二读之后，还需要经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才能够进入三读。 民进党党团希望在今年会期通过法案，因此决定放弃往年提前休会、让立法委员忙竞选的惯例，让立法院会继续召开下去。预计该法可能在12月31日院会三读通过。

台湾媒体《联合报》报导，国民党召开记者会，公布“反并吞中华民国法”草案作为对案。 该草案内容总共15条，针对主张以武力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境内外势力，包括国家、政权、法人、团体等做出反制。 若有破坏国体、取代中华民国言论者，都会需要负刑事责任。

立法院的多方角力

有鉴于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一国两制”，并且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人感受到威胁，并且逐渐化为法律讨论。随着立法院在5月完成“国安五法”的修法，接着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公开表示，将在9月起推动最后一项修法，也就是俗称的“中共代理人法”，期许规范人民、法人、团体或机构为中共进行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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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团都针对如何防范外国势力提出了草案，总计8项，包括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拟定《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专法等。

但是这些草案遭到国民党的强力杯葛。 9月，立法院的新会期开始的时候，国民党甚至以占领主席台、瘫痪立法院运作的方式，表达对“中共代理人”修法的抗议。

众多草案当中，仅有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等人提出的《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在10月底曾经通过一读，但是在国民党团的拒绝协商之下，迟迟无法进入下一个立法程序。

眼看今年立法院会期即将结束，明年年初又要改选立法院，几个草案预料将胎死腹中。民进党仍然没有放弃推动修法，因此在11月25日公布《反渗透法》草案，并宣布民进党团将在当周四召开公听会、周五便会将该法迳付二读。这是一个符合议事规则、但是回避掉委员会讨论的做法。国民党的确就此批评民进党不顾这个法案的重要性，硬是“仓促行事”。

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表示，新法已经是一个折衷方案，是为了谋求大多数人的认同，对最小范围的活动做出限制。她呼吁各方接受这个版本: “基本上台湾在国际上是非常特殊的存在。 一个国家允许他的人民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去表达他们愿意跟一个要武统他的国家统一，统派的理论在台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包容。 这种容忍全世界哪里找？ 我们反渗透法仍然保留了这种容忍。 ”

消失的登记制

这部《反渗透法》草案，形式上是一套新的专法，与先前通过一读的《境外势力影响透明法》没有关系。 《透明法》参考了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类似法律，促请与外国势力有代理关系的人士主动向主管机关登记，以便政府掌握外国势力在台湾布局的关系网络。

但是《反渗透法》草案没有触碰到“登记制”的争议焦点。 相对的，新法将多个现行法律有关内容集中到新法当中，并且加重犯法所需要背负的刑责。

另一方面，台湾民主实验室宋承恩研究员对此表达不满，认为修法的初衷本是为了填补旧法漏洞，但是“面对我们现在真实的国安威胁，新法是没有办法补这个漏洞。 ”

宋承恩更以近日的王立强间谍案为例，说王立强的案件显现出中国的作法是先经营关系网络，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会使用网络发动影响力。 因此，他认为早在外国势力铺设关系网络的时候，法律就要有警觉性，而不是等到网络已然建立、开始对台湾的民主机制造成影响之后，才有法律规范。

之前曾经与民进党共同起草《透明法》的基进党也对新法案感到惋惜。 基进党发言人颜铭纬告诉德国之声: “我们知道加强刑期或是裁罚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法律都是关于事后的补救机制，而没有事前预警。 ”他说：“就像是我们有很多先进武器，但是我们没有雷达。 面对新型态的间谍渗透，我们需要做的是民主的反渗透雷达。 ”

立法是伤害还是捍卫民主？

在公听会上，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学者不约而同提到中国正在进行“新型态的统战”，以金钱或是利益交换，拉拢台湾的宫庙、里长、商人、媒体等，建立关系网络。 他们认为中国此举是用外力改变台湾民意的走向，立法有助于捍卫民主。

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吴育升副执行长批评，《反渗透法》草案对“敌对势力”的定义不明，有可能会造成行政机关权力过大。 他说：“刑法的定义就是要明确，不明确的情况之下，人民无从判断遵守法律的义务。 ”如果法律的定义不明，行政机关便无从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执行，窒碍难行：“依照陆海空刑法第１１条关于战时的规定，敌对势力指的是总统依宪法宣战的时间及地域，那总统敢不敢明白宣布我们对峙的就是中共对岸？ 或者日本钓鱼台的渔权争议？ ”

从以上争辩可以看出，民进党与国民党各自对于法案的解读，源于对民主机制的根本性认知差异，甚至牵涉到对中国影响力规模的认知差异。这些差异累积已久，一时半刻恐怕还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