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洪耀南：习三届的三中全会"三无主义"》，作者洪耀南比较了习近平在其三个任期内举行的三次三中全会不同的焦点和主轴。
作者分析说，在第一次三中全会中，习近平提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更好发挥。然而，这次会议的结果却形成了"民退国进"的现象。在第二次三中全会中，会议提前半年召开，焦点从传统的经济大方针转向国家机构改革，核心文件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为习近平建立终身制铺平了道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布署，也让他完全取代李克强，掌握了经济主导权。第三次三中全会的重点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总结了过去十年的改革经验，并展望未来的改革方向。这次会议延续了十八届的主轴，强调在现有基础上深化党的全面管控。
作者认为，自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渐下滑，尚未见止跌迹象。社会期待能有一次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以重大改革打破僵局，恢复社会信心。然而，李强上台以来的救经济措施多属修补性质，期待中的三中全会却迟迟未能带来突破性的改革方案。这使得习近平的改革形象显得乏力，外界期望降低。虽然宣传部门努力将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升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高度，包装习近平为继邓小平之后的改革家（只存活一天就被撤稿），但事实上，习近平的改革形象显得有气无力，外界和人民对三中全会无感。
文章的结论认为，毛泽东用继续革命取代革命，邓小平用改革取代继续革命，习近平用深化改革取代改革。二十届三中全会宣告了邓小平时代十一届三中的经济改革已经结束。中国的经济问题，病根在于政治，若体制不改，再多的会议也难以解决。
"技术官僚"与中国改革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文章《"官僚特色的市场经济" --从经济官僚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作者吉汉（社会科学研究者）介绍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王颖曜（Yingyao Wang）教授的新书《官僚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官僚如何制定政策并重塑国家》，该书认为，1989年之后，赵紫阳等"地方官僚"因为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怀柔立场，而遭到不同程度的边缘化；而陈云、李先念等"流通官僚"则因为年龄原因淡出政策舞台。在这种情况下，90年代见证了以江泽民、朱镕基为代表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群体的崛起。
王颖曜说，在"技术官僚"治下，中国的市场改革狂飙突进、全国层面的市场整合势如破竹。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权力大大增强，80年代的放权趋势被彻底扭转。伴随着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的"乘风破浪"，90年代见证了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扩张。而中国经济在90年代前半段遭遇的通货膨胀和90年代后半段的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官僚"群体以工科思维调控经济的政策风格。因此，"宏观调控"的政策范式成为这一批"技术官僚"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在"技术官僚"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企业官僚"、"金融官僚"、"产业官僚"分别在国企改革、财政与金融改革、产业政策方面发挥作用，其各自留下的政策范式亦对中国经济的后续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香港用效率为专制者服务
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季刊》邀请吴介民、陈健民等学者讨论"民主的缺位与香港自由的死亡"，吴介民 (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协会成员）认为，现代民主的本质是问责。选举民主体制的安全阀，乃是透过定期的自由选举让人民有机会替换政府，而防止执政者滥权违法违宪。香港不论在英国殖民时期或中国获得主权之后执行的内部殖民 ( 性质上是复返的中华帝国对香港的再殖民 )，香港皆缺乏此民主体制的安全阀。所以不难解释，为何香港的司法与行政系统在如此短时间内，被改造成执行中国专制镇压的工具，因为香港当前的政治支配原则是由上而下的指挥，原先有效率的政治机器，很快地被切换到为专制者服务。
陈健民（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原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认为，中共不惜摧毁一国两制，除了觉得局势已经失控，亦反映中共的"制度自信"已走火入魔。当年邓小平在港实施一国两制是秉承周恩来长期以来的想法，借助香港促进中国经济和学习资本主义先进制度。但习近平真的以为中国已找到自已发展的道路，中国模式甚至比西方民主更为优越。从民族自卑突变为自大狂妄后，消灭一国两制，中国梦才能自圆其说。事实是，中国只是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再上一层楼，须靠更健全的制度环境，包括法治、企业治理、知识产权保护、廉洁政府等。香港本来可为此作出贡献，中共却一手将之摧毁，真是愚不可及。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着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