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导演

（德国之声中文网）“但这摄像机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沉了！”这是麦棠纽（Sophie Maintigneux）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这位德裔法籍摄像师（代表作品《绿光》Das grüne Leuchten，《女性的战争》Krieg der Frauen）多年来一直在争取行业内的男女平等。这位屡获殊荣的柏林人表示，强调生理差别的大男子主义虽然已在片场逐渐销声匿迹了，但男女机会依旧不平等：“女摄像师还是太少了。”

在德国目前只有10％的摄像师是女性。女导演的情况也并没有好很多。“在规模较大的电影节上女导演的作品仍然不够。例如，在好几届戛纳电影节上没有一个女导演的作品入围正式竞赛单元。”奥地利电影制片人阿尔伯特（Barbara Albert）举例说。

她的新电影《活着的》（ Die Lebenden）入围了本届多特蒙德科隆国际妇女电影节（2013年4月14号落幕）。该电影节为女性电影制作人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平台。对阿尔伯特来说妇女电影节是一个“政治需要”，“女导演的作品销量不好，商业评估低。”今年在多特蒙德和科隆妇女电影节上展出来自30个国家的女导演的100部影片。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电影节的活动还包括研讨会、讲座及讨论画面构图的工作坊。

电影节是跳板
今年麦棠纽与她的同事古蒂昂斯道锑尔（Birgit Gudjonsdottir）一同主持这样一场讨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自我展示以及谈谈我们的工作。” 麦棠纽同时也在科隆媒体艺术学院（KHM）当教授。她鼓励自己的学生要无所畏惧。“只有我们娴熟于电影技术，我们的艺术才得以存在。我试图说明，这些技术并不复杂，没有理由因此而害怕。”在电影学校，女性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善，新生代也在不断成长。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摄影师得到公众舆论认可。最近两届德国电影奖的最佳摄影师奖项都由女性获得。 “这样的奖励非常重要，” 麦棠纽强调。

阿尔伯特也持类似观点：“毕格罗（Kathryn Bigelow）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几乎是一场革命，”她补充道。让阿尔伯特青云直上的是她于1999年执导的电影《北环》（Nordrand），该电影荣获多项国际大奖：“我职业生涯中决定性的一刻是，本片曾在威尼斯电影（双年展）上放映”她说。麦棠纽的发迹也开始于威尼斯，她执导的《绿光》获得了1988年的金狮奖。此后，她与国际著名导演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科利尔（Michael Klier）均有合作。阿尔伯特和麦棠纽这两位女导演都坚信：这些电影节是重要的跳板。应该让更多女导演参与其中。

然而，女性在电影节上展示的机会太少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女性无法获得资金来源，”阿尔伯特补充说。如其他行业一样，电影界的女性也有一道他们难以穿透的“玻璃天花板”。多年来致力于争取国家电影基金的阿尔伯特表示，在这一领域内也应该引入硬性的女性配额。阿尔伯特解释说，有了这样的配额，女导演的竞争压力就相对较小。随着女导演的增多，她们的创作空间也会增大，对于失败的恐惧也会减少。因为：“在这种创意行业，偶尔失败是人之常情。”

女导演的机遇与挑战
麦棠纽也希望摄像机背后的女性更加自信：“做女摄像师就意味着要领导一支团队以及承担相应的责任。许多女性都因此望而生怯，会想：‘哦，天哪，这种事我肯定做不来。’”类似的情况也会在发展中国家拍摄工作中出现。麦棠纽也曾在阿富汗工作过：“这些国家没有女摄像师，（所以当我出现时）当地的团队总是有点惊讶。”但她至今没有在任何地方因此而碰到过难题：“女导演也吃得开是因为人们很快意识到，女性也很专业而且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建议年轻的女同胞们，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胆怯：“只要尊重当地人，工作起来绝对可以很轻松，不会有问题。”

女性在电影界的发展机会在不断增加，包括在国际上。德国的年轻电影人却有一个问题，一个许多其他专业的女同事都会遇到的问题：想要孩子的愿望成为“事业杀手”。 “我观察到，这个问题让我所有的女学生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旦她们有了孩子，就要把自己的事业搁浅两到三年，否则她们将没有充分的时间照顾孩子。”在电影界照顾孩子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干我们这行的，经常要在外面跑，工作时间也不规律，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在德国，这种情况下带孩子几乎不可能的。这是种“自然淘汰”，阿尔伯特批评说。

对这两位女电影人来说，平等对待不是电影美学的问题，而是平等参与的机会。麦棠纽最后再次强调“女摄影师的摄影技术（和男同事的）毫无差别。只是让她们得以表现的机会少之又少。”

作者：Marie Todeskino 编译：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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