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习的“改革”—经济内循环到政治大融合

（德国之声中文网）为期四天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2035年的远景目标，而下个五年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关键的五年，中共到底能否实现自己中国梦，在这五年里多少就能有个眉目。 

从去年以来中国决策层主要从国内政策角度提出了应对内部和外部变局的办法，并已作出一系列重大的方向性部署，核心是确立了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将中国的发展方向从融入国际循环转轨到以内在发展为主。中央层面想参照旧金山大湾区、纽约大湾区以及东京大湾区，建一个中国自己的粤港澳大湾区。 

本文要表述两个观点。首先，很多人通常从粤港澳大湾区的计划以及习近平最近的深圳之行仅仅看到了习近平经济方面"内循环"， 而忽视了政治上的"内循环"，即政治上的大融合，这也就是用官方的话语说的"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也就是把香港融合到大陆来的内循环。 
其次，中国目前的改革还是有空间的,而并非像有些专家们断定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就剩政治制度那一块了，而且一改革，共产党就会垮。从习近平这次在深圳的讲话以及给深圳的试错与改革的特许权来看，不管是目前还是今后的改革的清单里面，改革的目的都旨在增添中共的业绩，推动经济发展，这里空间还是有的。即便是行政权方面的改革，只要能维护党的"核心利益"，中央甚至会从某种层度默认让地方政府丢失一些本来属于它们的地盘。 

中央层面以设立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为契机，宣布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而这个想法，在去年就已酝酿设计完毕。 2019年7月24日，中国各领域改革的最顶层议事协调机构--中共中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简称《意见》）。根据《意见》，中南海为深圳设定的"三步走"路线：即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中期目标是，在2035年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长期而言，是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全球标杆城市"。

习近平之所以选择了深圳作为改革的试点，应该由如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加强统治地位的合法性 

就历史的渊源来说，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开启了整个中国的全面转型的序幕。邓小平的威望使得他以后的执政者，至少不敢正面与其唱对台戏。而深圳是所有经济特区中可谓最成功的一个。中共领导人一般会利用南巡向外界传递一些重要信号。这种做法始于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邓小平的1992年南下巡视，即对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走访，特别在深圳期间，他鼓励深圳政府"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曾分别在其执政期间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和30周年的庆祝大会，表明自己继续邓小平的改革与开放。从此深圳便成了一个改革的象征。而这次习近平第三次南巡，就体现出他还不得不像前任一样，通过继承邓小平的传统来获得在党内的绝对领导的合法性地位，以弥补他因在外交政策方面以及意识形态上与邓的思路不一样而引起的党内的不满。 他力图利用深圳讲话激起人们对深圳改革历史的回忆，其中子让也包括追忆他父亲在深圳经济特区的贡献，这一切，有利于他的地位的巩固。 

同时，他也要显示出他是改革的倡导者。官方在他讲话前，即在10月11日发布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按照方案要求，深圳将主要在土地管理自主决策权，人才和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业和航运业等行业的对外开放等四个方面被赋予更多自主权。 

深圳的实力 

今年赋予深圳改革的优先权的第二个原因，也是靠着深圳本身通过临近香港的优势、几十年的努力而获得的实力。 

40年过后，深圳GDP超越香港，从而成为全中国第一名，而在产业布局、科技创新及世界五百强企业等各方面均已走在了香港的前面。今年发布的官方调查表明深圳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里名列第一。2019年全国工商联做了一个样本为12万6千份的调查，其结果显示，深圳被这些被调查的企业家认为是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第一的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华为、腾讯、大疆等多家闻名的科技企业总部均设在深圳。正是如此，深圳被官方定位成中国的硅谷。当前，中国急需解决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问题，这是经济大循环首要大事。

中国的目标是在2035实现技术自主，从而改变过去追随西方世界技术迭代的路线，掌握核心技术，并将技术成功产业化，从而使其成为"内循环"经济的动力支撑。当然，这一切是否成功，还有待时间证明。十四五规划里决定投入1.4兆美元研发第3代半导体, 为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一套自主的芯片全产业链。自然在这种背景下，深圳是中南海最大大的期待。而且，中国领导层对这样的技术创新的环境似乎很有信心，官方相信今后会吸引大批来自香港甚至是全世界的技术专业人员去那里工作。

告别"飞地"时代 

尽管习近平在深圳问题上，依然强调其对邓小平改革理念的忠诚，但他是邓小平后面第一个全面修正邓的"一国两制"的执政者。 用官方的话语就是"全面 贯彻一国两制"，意思是在他之前的一国两制政策贯彻得不全面，所以需要修正。 这里，重要的是一个对香港的定位问题。 在邓小平的眼里，香港就是中国的榜样。邓小平于1988年6 月指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他这句话包含着他对香港经济以及制度层面的实力的肯定。他的"香港五十年不变"之说，就是强调了其"飞地"的积极功能，认可了香港在各方面的自主权。

这一切，通过今年的香港国安法的引进， 实际上已经意味着"五十年许诺"解除的开始。 但是中央对到底如何告别”飞地"，并没有明确的路线图，但是模糊的设计中已经体现在大湾区的规划中。在这个过程中，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对北京上层香港理念的转变，非常值得注意： 

习近平在10月14日深圳的讲话，首次表述"以深圳成为大湾区重要引擎"。而在去年的时候，官方文件还特意强调"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核心引擎的讲法。也就是说，在去年反送中运动之前，中央对香港的期待超于深圳。那时候，向香港学习，似乎还有其实在意义。但自去年起，中央显然对香港这样的"飞地"政府的治理方式非常不满，当然也更不理解港民为何要参与"反送中"之类的抗议运动。这样， 也就改变了本来让香港在中国大陆所谓榜样的形象。再加上由于国安法以及一系列法律意识形态的引进，在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引起了反弹，导致了各种制裁措施纷纷出笼，而美国更是威胁着在金融方面进行制裁。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美元外汇储备由46%、47%跌到41%、42%，近期跌得很急，正流走相当比例的资金。这样，香港的地位在中国决策者层面骤然大跌。而习近平领导的中央需要的确定性，只有深圳能保证大湾区发展的确定性。这样就导致了 今年对去年大湾区规划港澳穗深地位的更改。香港现在能做的或者必须做的，就是向深圳看齐了。 

尽管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8次报告》中，香港在可持续竞争力指数中，依然在全国排名第一。但这并没有不影响北京高抬深圳的决定。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上层决定在深圳建立一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金融中心，今后的深圳被官方定位成“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可持续金融中心"。这样，深圳更是成了宠儿，而真正的金融中心香港由于那里行使的是西方的市场规则倒是变个不吃香了。当然，如同当年叫嚷用上海取代香港金融中心一样，深圳在金融方面到底是否能成功，疑点还是很多的。

但是，中国领导层给香港政府的信号很明确，不必死守"五十年"了，早点从政治、法律、经济各个方面加入大湾区，早日实现港澳与大陆的融合。 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试点推出"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期限为三年，即日起实施。合资格的港澳法律执业者，只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就可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地九市从事一定范围内的内地法律事务，主要是民事、商事。这明显的是在加速香港与大陆在法律上事务的融合。 

深圳改革的"效应" 

目前，美国与中国尚处在"脱钩"与对抗的不明确状态中，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到底如何只能等到11月份大选以后，才能见分晓。而同时，习近平非常期待着跟欧盟能在今年结束欧盟与中国自2014年起启动投资协定谈判。 而欧盟委员会就此提出了针对中国的十项行动计划，并阐述了对中国经济调整改革的期待。欧盟希望中国向欧洲更加开放市场，促进彼此市场的公开和公平竞争，希望中国提高债务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对外商投资、产品和服务的予以更大的开放空间。 

中国政府也许会利用深圳的例子，向殴洲说明习在深圳改革的计划已证明其努力在满足欧盟条件。如果是这样，就看殴洲是否买这个戏了。 如果欧盟降低要求，中欧投资协议也许在今年能签成。 

可以预料，深圳即将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肯定会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深圳的例子，说明现在的中央似乎还是在继承邓小平经济领域的改革路线。但是邓小平的智慧在香港政策、外交、意识形态领域，得到问津的层度则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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