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方济各教宗对“红色”中国的“绿色”祝福

（德国之声中文网）86岁高龄的教宗方济各近日访问蒙古，其身着象征希望的绿色圣袍，紧紧攥住同样身着绿色祭衣的两位香港主教之手，向中国大陆发表简短演讲。其鼓励中国天主教徒要做“好教徒与好公民”，并祝愿“所有中国人民一切顺利，不断前进，不断进步”。其中尤为感人的场面，是其公开称呼中国民众为“高贵的中国人民”（Auguro il meglio al nobile popolo cinese）。在来自香港、台湾、澳门及中国大陆信众的欢呼声中，两位香港主教亦一度饱含泪水。

在素以“卑微”、“有罪”等词汇来形容世人世情的天主教语义世界里，“高贵”一词的应用极为审慎罕见；而正是这种出乎意料的称呼，特别是在当今中西方日益“脱钩”的时代氛围之下，犹如一道温润的闪电，击中身份各异、陷于挣扎或迷惘局面的海内外中国民众，从而引发某种程度的错愕、冷静或感触。

“神爱世人”：教宗于“人”的鼓舞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日益恶化，在中国国内，无论党员还是普通民众，均被要求提高斗争或防范意识。在“善于斗争、勇于斗争”的红色浪潮之中，7月兴起的“抓间谍”全社会动员活动，以及最近拟将“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等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草案等，难免产生一种风声鹤唳的社会紧张氛围。再加上各项经济数据下滑，民众对社会前景似乎空前陷入不确定性之中。

而海外中国民众，亦在日益激烈、相互指责的中西争端中处于身份撕裂的焦虑之中：譬如疑惧被双方污名为间谍、华人群体遭受歧视而日趋边缘化等。特别是曾经普遍作为“高学历成功人士”象征的美国华人，近来颇因中美关系的紧张氛围而无所适从，不少人甚至发出沦为“时代替罪羊”的叹息。

而抛却当前种种时代氛围不论，“高贵”一词在汉语语义之中，亦素与普通的“人民”概念格格不入：在家国同构的家长制威严传统下，“人民”一词似乎长期只配与“草民”或“贱民”相连，并与官僚机构及社会治理形成天然的上下级阶级结构；而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并未得到科学处理机制的“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的中国人民”概念，也持续构成了代际性遗传的受害者情结，犹如一个尚未痊愈的血红色疼痛伤口。而对部分知识群体而言，“人民”则意味着值得怀疑的“乌合之众”，譬如文革中常见的“以人民的名义”而实施的摧毁文化。因此，古今中外，“高贵的中国人民”之称呼，犹如旧约《列王纪上》（19:11 - 19:12) 烈风、地震、山火之后的温润细微之声，令人错愕却又难以置信，仿佛深具抚慰与治愈性质的天籁之音。

“相向而行”：中国官方的积极回应

在当前似乎无法突破的紧张氛围之中，教宗以特意象征希望的“绿色”祝福出乎意料地获取了中国政府如沐春风的积极反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公开回应“梵方的祝福体现了友好和善意”、“愿与梵方相向而行”、“增进理解”等；而中国官媒如“环球视频”、“中国网”等则前所未有地直接发出了教宗方济各的讲话视频片段。而在下方的评论区中，也前所未有地收获了关于“西方宗教”的赞美之词。即使有评论声称这是共产党“友好外交”的体现，但也不忘首先赞美教宗的友好智慧或宗教之爱。似乎这一次，无论“小粉红”与“老文革”，都懵懵懂懂地亲身体会到了“神爱世人”。

相比之下，直接接受官方领导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各地官方天主教会的反应则颇为沉静。在近年来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之下，由于中国天主教本身就恪守关怀弱势与渺小之传统，并植根于社会最底层，因而与“扶贫”运动与“乡村振兴战略”等天然相呼应。再加上历史上沸沸扬扬、数度惊动清廷与梵蒂冈乃至整个欧洲传教界的“礼仪之争”，中国天主教已在激烈的争辩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文明有着极为通透的研究与理解。由于其至今保留文言诵经、方言讲道、地方乐调采编入圣曲等特色传统，且对地方志有着熟练把握，这些最为本土的“汉学家”们，即使面对当前最新的“建设中华现代文明”号召，似乎也能“与时俱进”，成为外来宗教本土化的优秀典范。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天主教也毫不例外地面临着严苛的监督管理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污名化。譬如9月1日新颁发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条例，就要求对宗教场所的对外交流进行规范。而自新冠疫情以来，社会在封闭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反智主义，中国天主教被当作“西方意识形态”之象征，也屡屡遭受来自于社会的无端冲击。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21年河北石家庄藁城区小果庄地区所遭受的指责风波：其甚至不得不引发实地考察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及北京市、石家庄市等地的宗教官员于疫情发布会上公开避谣。而当前面对政府所要求的一些实名登记，部分教徒骨干则因担心各种政治运动卷土重来，甚至以各种理由推诿参与弥撒活动。

“知识与科学”：中西交流的第三条道路

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为突破法国内外困境，在习近平主席亲自陪同之下访问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广州。其于中山大学的演讲之中公开提及由数学家耶稣会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竭力促成的“海神号”（L'Amphitrite）首舰赴华商轮，并由此强调长久的友谊是建立于“知识与科学”之上。

而为世人忽略的是：不仅广州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和党委书记时的生活故地，其本人亦是共产党内思想开明、并于80年代初期力促宗教信仰写进宪法保护的重要人物。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与台湾辅仁大学共同出版的天主教研究资料中，至今可查阅到其关于宗教信仰的开明思辨；而未曾为外界媒体所关注报道的是：习近平在预备主席职务的接班过程之中，亦曾于2010年探访考察过德国勃兰登堡州著名的Kloster Chorin修道院及其附近的历史水利工程。笔者曾在Kloster Chorin修道院前与其擦肩而过，清晰观察到其眼中深深的思索神情。

而面对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官方教会的一些质疑，梵蒂冈教廷亦是基于一向慎密的研究态度而独立于自身之考察。多年担任梵蒂冈新闻发言人、且亲身参与众多事态发展的Pater Federico Lombardi 神父曾在梳理中国与教会两百年关系史的文章(China und die Kirche: Zwei Jahrhunderte der Beziehungen）中指出：中国的天主教爱国会，恰恰是在50年代初全体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被迫全然中止一切关联之下的历史背景中而产生。而在2007年1月，梵蒂冈中国委员会会议的最后公报则称：“几乎所有的主教和神父都与罗马共融。”而此种慎密的观察与结论，也确实符合宗教学者们多方深入的探访与研究。

由此可见，梵蒂冈与中国政府所签订的主教任命秘密协议之重点，并不在于官方教会与地下教会的区别，而在于中国政府的行事规则与任命程序。2022年以来，梵蒂冈虽两度指责中国政府任命或调任主教未经事前汇报，但在中国官媒目前大力播出的方济各讲话中，教宗仍承认中国主教任命的渠道非常“开放”。可见，中方与梵蒂冈的分歧，主要仍在于中方对任命程序的遵守。而这种“合约”精神，恰恰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法治薄弱的传统国家，在眼下官方与民间交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之时，对内对外均需加强自我克服的一个要点。而教宗强调教会没有任何“政治议程”、“政府和世俗机构无需担心” ，则是显然在于打消对方顾虑，有心为当前中国在与世界的交往实践中提供第三条开放而扶持的道路。

从“政治革命”到“道德革命”：未来之展望

与教宗方济各当前的声明相比，德国古典主义大文豪及政治家歌德却在考察基督宗教起源之时别有洞天地指出：“基督宗教是一场有意图的政治革命——但其初衷失败了，遂成为道德革命（Die christliche Religion ist eine intentionierte politische Revolution - die, verfehlt, nachher moralisch geworden ist）。”而这种经由“政治革命”失败而来的“道德革命”之路，恰恰是中国百年以来在各种主义与运动尝试之中最需要的深层思想变革补充。

尽管当今中国官方自认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全过程民主”最符合中国国情，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诞生，仍是无可争议地来自于西方基督文明的熏陶之下，其中独立、自由、平等与关注被剥削被压迫阶层的要求，与基督宗教博爱、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普世理念并无相悖。在后结构主义西方社会对各种平权进一步强烈诉求的潮流之下，面对世俗主义等因素的冲击，德国首次出现基督教徒略低于一半人口的社会结构；但在一向高度世俗主义的中国，不论是儒释道相结合的千年“入世”文化，还是改革开放后失去共产主义理想的民间社会，均需补充能够真正克服传统糟粕、改良思维、令人仰望的精神食粮。

无论是前些年经济快速上升时期的疯狂消费主义，还是目前官方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均难以在民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而在教宗方济各所尊崇的中华传统文明之下，加以基督文明所催生的现代思想精华“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似乎一如民国时期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所打断的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或仍是一条具备现实积极意义、改良思想与开明社会的探索之路。倘若这一路径未来可期，或具备某种参考意义，不仅需要中国天主教秉承梵二大公会议（Concilium Œ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精神，继续深化忠实于福音的本土化探索，更需习近平主席与方济各教宗面对时代风云敏锐地审时度势，以及果敢地付诸行动。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德国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国际关系等。本文部分内容基于作者演讲报告：Inkulturatio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in Südwest China – eine Analyse des Spatial Turn am Beispiel der St. Johns Kirche in Chongqing （04.11. 2020, Ruhr-Universität Bochum）及Die Katholische Kirche in Südwestchina - am Beispiel der St. Johns Kirche in Chongqing (16.11.2019, Universität Heidelber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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