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氏父女合写历史：沧海一滴泪，云霄一羽毛

本周四（8月16日），旅美华裔女作家巫一毛（Emily Wu）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Feder im Sturm – Meine Kindheit in China）将在德国发行上市。14年前，其父巫宁坤在纽约出版英文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轰动西方世界，荣登《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榜。

一事无成两鬓霜

巫宁坤曾经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受左翼思想和救亡运动的影响，1951年，巫宁坤放弃在芝大就要到手的博士学位，立志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万里迢迢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后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曾翻译菲茨杰拉德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狄兰·托马斯诗选、伊修武德散文等。历经“反右”、“文革” 等政治风浪，蹲牛棚，挨批斗，掏茅坑，接受劳改，在屈辱、饥饿、病痛和铁拳之下苟延残喘。

直至1993年发表以1951至1980年个人遭遇为蓝本的英文自传《一滴泪》，巫宁坤的声名似乎也少人知晓，而昔日留美同窗，如李政道、杨振宁早已蜚声世界，名扬四海。所谓“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当年巫宁坤和李政道、杨振宁、穆旦等人在美国成立“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巫宁坤、穆旦主张回国，杨振宁、李政道反对。若干年后，杨、李二人成为学术泰斗，荣归故里，巫宁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穷困潦倒。穆旦则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此放弃诗歌写作，靠翻译打发时光，59岁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别人世。巫宁坤在书中回忆了1951年的这段历史性告别。临行前，李政道帮他整顿行装，还在行李上用白漆端端正正地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几个大字。巫宁坤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国去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呢？”李政道“脸上带着一丝会心的微笑”，回答说：“我可不想回去让别人给我洗脑。”

二十八年后， 这对老友在北京饭店重逢。“他当时是芝大中国研究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我们都叫他小弟弟。如今他已五十，看上去仍然很年轻，皮肤细嫩，还是那张娃娃脸，只是略微有些谢顶……我谈起我自己和朋友们这些年的经历，他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或是异样。我蓦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愉快而安定地生活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里，现今更是头顶‘爱国科学家’的桂冠，住宾馆坐轿车，与高级领导人会面，而我呢？听从‘党的召唤’，千里迢迢回来，却被当作‘人民公敌’……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午后，是我送他回国，那么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扶手椅里。不，不会，我不愿用接受‘再教育’时品尝的苦酒，去换那些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大权的老爷们为他敬上的一杯杯美酒……如果有一天，他读了我的自传，或许会说：‘这不是真的，宁坤又在那里编爱国的故事了。’”（第341－342页）

“一事无成两鬓霜”——这便是巫宁坤对自己生平境遇的概括，动荡人生又可简略地归纳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谈及著书立传的动机，他在序言中写道：

“但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难，又虚度短暂的余年？这是我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为了不辜负苦难余生，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我至少可以把我们一家三代人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沧海一泪而已，只不过我们的故事涵盖了整个新中国的历史时期。这样一部纪实作品，尽管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不仅可为当代中国生活提供独特的见证，而且对于以悲悯情怀理解人和历史或有所裨益。”

万古云霄一羽毛

时隔14年，巫宁坤之女、原职美国加州多家计算机公司高级主管的巫一毛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英、中、德文版先后问世。日前正在德国参加新书宣介活动的巫一毛表示：“这两本书，有人说是‘大巫小巫落玉盘’，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同一个家庭的故事。这个故事就讲全了。我写这本书，不光是写我的家庭，也是在写一个时代，一个国家。”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政治运动远未得到彻底梳理，特别是去年（文革开始40周年）和今年（反右50周年），历史伤疤尤其严禁碰触。巫一毛说：“每个近代知识分子家庭都是一本书，都有着类似的经历。惊天地泣鬼神，听了让人目瞪口呆。我们出来的人，能够写，又有把它写出来的才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每一本书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在为历史建一座纪念碑。我们每个人的每本书都是一块砖。”

巫一毛自传是从1961年三岁生日去劳改农场和病危的父亲第一次见面开始，到1977年考上大学结束。 以个人视角展示了一个无辜的小女孩好比一枚在暴风雨中飘来荡去的羽毛，任由命运摆布顽强求生的故事。巫一毛说：“这本书，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回忆往事，特别是一些生死离别的情形，确实非常痛苦，有时人哭得回不过来。好多天，就像生病一样难受。但总的来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尽量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因为我自己，我的家人，已经算是非常运气的。在文革时期，在整个49年以后，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而我们一家都还活着，而且过上了平和的生活。”

巫一毛1958年生于北京。在她出世的前七个星期，父亲巫宁坤因“极右罪行”，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农场。“一毛”这个名字取自杜甫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是身系罗网的父亲送给不曾谋面的女儿的礼物，“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由于家庭的牵连，巫一毛没有了童年，受尽欺凌污辱；八、九岁就先后遭“解放军叔叔”和父亲在安徽大学的同事强暴；年仅10岁就要照顾5岁的小弟弟，住进孤儿院一样的临时收容所；目睹儿时好友和周围的大人因各种原因悲惨死去。

1969年，好不容易全家团聚，又被下放到安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文革后期，她随父母回到安徽芜湖市念高中。高中毕业后，适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她又到深山老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苦难才告一段落。

1981年，巫一毛自费来美留学后，开始动笔撰写回忆录。“写作本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同时也是疗伤。对过去，对我受过的苦难，有一个交待。所以也是一种解脱。”在此期间，巫一毛先后获圣母大学英美文学学士、金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硅谷数家计算机公司高级主管，并结婚、生儿育女，然后离婚。她的写作也因此断断续续，写写停停。

大巫小巫落玉盘

1993年初，旅居美国的巫宁坤发表英文自传《一滴泪》，好评如潮，这给女儿树立了榜样。但是，由于书中披露了一些历史细节，招致当权者的报复。巫一毛回忆道：“他的书一出来，他原来工作的单位——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就把父亲、母亲两个人的退休金全都停了。而且直到今天为止，这笔钱都没有补上。然后，来了一帮解放军，把门撬开，家里所有的东西一箱子没剩，全都扔掉。比文革抄家的时候还要厉害。”

遭到扫地出门的巫宁坤夫妇只好死心，在70余岁高龄的时候移居美国。历史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巫宁坤几乎用一辈子的时间，绕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圆圈。

2000年，巫一毛认识了美国作家拉里·殷戈曼（Larry Engelmann），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出书。殷戈曼主要负责语言和结构上的润色和修改工作。几经波折，巫一毛英文处女作终于在去年10月由美国著名的兰灯书屋（Random House）出版发行。2007年5月在香港推出中文版。德语版则从8月16日开始上市。

在与德国之声记者谈到读者反馈时，巫一毛表示：“我的书和我父亲的书在国内都是禁书。我的书一出来，第一个星期就上了禁书榜，所以在大陆是看不到的。就台湾和香港的读者反馈来看，反响总的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很多人都是拿起来就放不下，一夜没睡觉就看完了。”尤其令她感动的是，“有一次，一个美国读者对我说：‘我不愿意合上书本，把这个小姑娘放下来，让她一个人在黑暗里面。’我好感动。她看懂了这本书。”

因为在动乱中失去了童年，巫一毛对于自己的孩子特别地溺爱。她说：“我听不得看不得孩子受罪的故事。我自己——不算领养，也在保一个艾滋病的孤儿——一个河南小姑娘。她的父亲卖血得了艾滋病，穷得一塌糊涂。我定期给他们寄钱。”

下一个月，巫宁坤老先生就要过88岁生日了。“他的身体非常的好，还算我们的福气，我妈妈也是。我母亲是天主教徒，她能活过来，把家保住，跟她的信念有关。我父亲也是因为有这个家，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爱他的妻子在等着他，才熬过了动乱年代。”

经历了暴风骤雨侥幸存活的巫一毛希望看到中国会有重新反省历史真相的一天。她说：“一定有可能，一定要有信心。总的来说，情况比以前好多了。文革期间，如果有人说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话，马上就会去坐牢甚至被枪毙。现在就只是软禁起来，像我们独立笔会的会长刘晓波——允许你写，但家门口一定有人24小时站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