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 港商功不可没

（德国之声中文网）4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经济腾飞。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仅占世界经济1.8%到现在的15%，仅次于美国，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为全球第一；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出口加工制造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大大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近8亿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小康的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批港商率先北上投资设厂，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兴起与繁荣，港商在历史改革这一页，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1978年，中国由农村改革开始，启动国企改革；四个经济特区的成立，是内地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开放改革政策实施不久，大批港商跨越罗湖桥 (连接香港与深圳罗湖 ) ，奔赴内地，兴业投资，兴教助学，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从此"港商"成为一个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者 "。

习近平 : 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不可替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11月，在北京接见香港与澳门参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的代表团时，高调肯定香港商人所作出的贡献 :"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者，一直扮演"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键桥梁与窗口角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批外资来自香港企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来自香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也由香港商人投资。当时，比邻香港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香港的企业家窥准时机，第一时间带着资金、技术把制造业北移，从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开始，向东莞、广州等地区迈进，参与缔造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

早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徐百弟便北上发展，在珠三角、广州、甚至远至内蒙古的港资企业担当管理工作。不久，他开设纺织厂，并把工厂设于广州，经营纺织制衣贸易，出口欧洲为主，一直经营至今，属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北上发展的港商。

徐百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分享港商由改革开放初期至2000年期间，北上投资的重要历程。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香港工业发展以四大制造业为支柱，包括制衣、电子、玩具以及假发，可谓执世界之牛耳。随着香港经济不断发展，工资及租金成本开始上涨；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纷纷推出优惠投资的政策，以吸引港商往内地投资。

徐百弟忆述，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的平均工资为人民币70元，相等于一个香港工人的百分之一，由于成本相差太大，再加上大陆地方政府提出许多优惠政策，尽管政策本身并不成熟及健全，许多港商也愿意冒险北上投资。

家乡情结 北上投资

徐百弟告诉德国之声，国家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港商源于对家乡的情意结，不忍心看见家乡贫穷落后， 毅然把工厂迁移至内地。徐表示，这一颗热切赤子情怀，成了当年第一批北上投资港商的主要原因。

于1982年在家乡东莞开设手袋厂的林晖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60年代中国大饥荒时偷渡到香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拼劲，在香港开了一家小型的手袋厂。改革开放初期，他目暏自己的家乡百废待兴，心里感到非常难过，于是决心把工厂搬到东莞，希望可以带动家乡经济发展。

先立足珠三角 后扩至长三角
徐百弟指出，在80年代初期，港商大部份集结在珠江三角洲，直到80年代后期，港商开始转移长三角、即江浙一带投资及发展。在珠江三角洲投资的港商，规模较小，产业较多元化；而在长三角，以较大规模的产业投资为主。徐解释，早于中国解放前，江浙一带本有许多工业家，尤其以纺织制衣业为鼎盛。这批实业家，在解放后，不少移民香港，著名的如田元灏、唐翔千家族，都是纺织业的翘楚。这批江浙商人，于80年代中后期，得到当地政府的热烈鼓励回乡发展，甚至连国家领导人也亲自接见。因此，踏入80年代末期，港商分别已经在珠三角及长三角驻足，共同建立起两个繁荣的经济圈。

林晖告诉德国之声，港商在北上投资期间，把香港一流的管理、技术，法律及营运经验都一并引入国内，特别在培训人才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使中国与世界接轨，追近世界的发展巨轮。

徐百弟表示，不少港商在内地经营期间，窥准机会，敢于冒险，一方面努力适应当地的法律及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随着80年代末期珠江三角洲一带开始发展城市建设，不少港商透过买土地投资，累积不少财富，亦制造了不少神话。

北上投资经营 成功与挫败 血泪交织
然而，另一方面，徐百弟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完善，再加上凡事都讲关系，不少港商都碰得焦头烂额、写下了一本本悲壮的血泪史。徐表示，数十年目睹不少行家，他们的投资、机械被地方政府侵吞，却是投诉无门，这些情况颇为普遍。徐笑言，香港人北上投资经营，首要学懂一套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第一条，便是要懂得打理好关系。这一道关系学，徐伯弟感叹道 : "说实话，可谓用血泪交织换来的经验 ! "

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整个中国的环境确实贫穷落后，然而对比今天，徐百弟仍然十分怀念当年工人们的善良及朴实。徐指出，他们从偏远的农村走到珠三角去打工，在当年制度不健全、没有良善监督的工厂里日夜苦拼、没完没了地加班加点，为的是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那一股精神，仍然令他怀念及佩服。今天在他工厂里，一个车衣女工工资已高达人民5000元，却整天请不到工人，闹着工人荒，令他不无感慨。

时移势易，踏入二千年后期，随着中国经济急速发展，土地、物料价格急速上涨；此外，劳工保障的意识提高、社会保障、劳工保障等法例令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再加上自2008年金融海啸后，订单大幅下降，港商经营上面对沉重的压力。徐百弟表示，更关键的是广东省政府积极发展高端产能，低端产业不断被边缘化，因此不少港商无奈地作出选择，唯有把工厂迁移到内陆地方，甚至亚洲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地方，个中也面对非常艰苦的适应。徐表示，港商们明白经济发展带动的改革，令经营环境转变，然而，由当初积极地被邀请回国内投资，到今天要被迫迁移他方，不少人心里也有一点酸溜溜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