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谷尚子：战争罪责反省态度日德之比较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媒体频繁地通过比较德国和日本对二战反省的态度高调批评日本。针对中国方面的批评，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反驳说：德国将所有的罪行都转嫁给纳粹，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省。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二战后，在德国和日本都有人认真反省当年的侵略战争。日德两国对二战反省的巨大差异在于是否将“对过去的清算”与“是否将国家新旧体制分离”两方面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彻底地进行了“体制分离”。在日本却相反。

“体制分离”即纳粹德国同二战后民主制度下的联邦德国属于根本不同的体制，否则承担战争责任的观点就不可能成立。此种观点的基础是由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提出的罪责分类说。雅斯贝尔斯将有关战争的罪责分为“刑法”、“政治”、“道德”和“本体”四个层次。1985年，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著名演说就是在雅斯贝尔斯的罪责分类说的基础上架构的。依照这种学说，“道德上的罪责”和很难下定义的“本体上的罪责”应当由国民来承担，但是追究“刑法上的罪责”仅限定适用于参与实施纳粹罪行的战争罪人，所以不少国民能够避免被判为法律上的“罪犯”。以这种方法使得“作为集体的责任”同“转嫁罪责”并存。当然，如果以此批评“德国国民将罪行转嫁给纳粹从而逃避了责任”则是不恰当的。可是，将现有体制与纳粹德国彻底分离仍不免会被人看作是德国求得近邻以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一种策略。

相反，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的占领政策使得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没能得到彻底追究。盟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虽然知道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基本责任，但是为了顺利进行占领，他仍然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维持一部分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从而以真正实施君主立宪制的方式，在日本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由此，岸信介之类的战争支持者作为旧体制下的政客、经济界人士得以在战后接连重返社会。

另一方面，美军在二战中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以及在东京和其他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空袭造成了众多平民的伤亡，老人、妇女、儿童是其中的主要受害者。因此战后日本民间兴起一股 “再不求战”的强烈厌战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得到保守派的认可，进而在日本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支持。另外，1972年签署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此举令广大日本人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心存感激，日本左翼运动和民间的和平运动更是倍受鼓舞。由此来看，与日本的民间反战意识相反，德国的“再不发动卷入战争”的承诺是由德国政府做出的。简而言之，日本的反战是自下而上的，德国的则是自上而下的。

再有一个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是，由于冷战日本没能在战后之初与中国、韩国等二战中受害的亚洲国家进行旨在解决问题的政治对话。在美国占领时期，日本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交外交关系，后来虽然恢复了外交，但是权威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由于与苏联对立，渴望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因此长年没有表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态度。中国方面有关日本战争反省态度的批评也是随着冷战结束苏东结构崩溃而逐渐明显增加的。

在日本，有不少民间人士通过不懈的努力挖掘出战争中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记录。在经历过言论自由受到束缚的战争时代的人群中有人因为昭和天皇这个“障碍”而对于讲述战争时期的经历心存恐惧，选择了保持沉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经历过惨境的老兵，或者是因为良心上受到的谴责、或者是因为再也不想让后辈经受战争、或者是寄希望于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卸下心理的重担，讷讷作证。尤其是当年的一些低级兵士现在平静地告发了军部和自己的非人道行为。日本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新闻工作者跟战争加害者握着手流着眼泪搜集历史的证据。讲述者和记录者双方都抱有“再不求战”向往绝对和平的愿望。故此，日本民间人士逐渐揭露了像731部队全貌这样的日本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事实。但是中国媒体只剪下这种“结果”的表层部分，目的在于谴责日本而“使用”。

打破僵局是不容易的，但当前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希望在中日之间达成一种共识。中日之间虽然尚未进行德国与邻国之间就战争问题进行的政治性对话，但是日本国内并不是对历史毫无反省。具体地说，中国人应该最终了解到，战后的日本以民间为主在认真不断地开展和平主义活动。

作者简介：

水谷尚子，1966年出生。现任日本中央大学非常任讲师，重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曾参与编纂《在中国进行反战活动的日本人》一书，并在《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等杂志发表诸如《1644部队的组织活动》等大量关于中日战争研究方面的学术文章。

（水谷尚子）

（编者：）水谷尚子曾在北京、台湾等地长时间读书。1999年和2004年，她应邀参加中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等节目的讨论。她的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使她一时在中国成了名人。出于误解，不少中国观众责骂她，愤怒的群众甚至一度包围了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居住的宿舍楼。不仅中国的新华社等主要媒体大量报导她的言论和有关争论，日本产经新闻等重要媒体也参与了讨论。中国的媒体说，在日本媒体看来，水谷是日本的代表，而东史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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