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星夫人：我只要团圆！

“尊敬的王夫人：非常感谢您2003年11月18日致联邦总理盖尔哈尔德.施罗德的信。您在信里提请注意您的丈夫王万星的命运。联邦政府籍联邦总理访问之机，点名道姓地为若干被关押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其中包括您的丈夫。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愿望能够结出成果，您的丈夫能够很快重获自由。”

以上是联邦总理府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事务负责人哈勒尔先生2003年12月10日给王军鹰女士的来函（译文）。

以下是王军鹰女士对德国之声记者的叙述。

我是1949年10月1日生的，他出生于1949年10月10日。我俩是中学同学。后来又一起去了黑龙江兵团。回城后，我进了北京师范学院，在办公室工作，我读了两个业大，后来评了个中级职称。我是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算得上是个老党员了。他在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办事处建筑仓库任保管员。他思维敏捷，读了很多书。92年4月，他辞了职，当上了个体户，为出版社销售图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的教材。但只当了一个月的个体户，就进去了。家里积压了几万本书，欠了好多钱。

六四的时候，他去了很多次天安门广场，还去了大学，劝学生。当时有人还认为他是共产党派来的。他给学生们写了信，意思大概是，希望同学们学习南朝鲜的学生，有礼有节，把天安门广场让出来，让戈尔巴乔夫过去，劝同学们要吃饭，年轻人不要把身体弄坏了。

柴玲到我们家来过，还有好些学生。他不让我问这些人的姓名。我只认识柴玲。关于他提的建议，柴玲说，我们学生班子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92年4月以后，一批人放了出来，包括王丹等。他们见面商量，那些学生说，6月4日那天，他们要带200多个人上天安门广场。我先生劝他们不要去。他说，这个方法不好。弄得不好，走露了消息，还没达到什么，人就被捕了。但这些学生怎么也劝不住。

他见这些学生劝不住。就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件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6月3日，他从一张信纸上撕下一条，写上：“照顾孩子。好好把孩子看好。”那时，我们的女儿才10岁。把这个纸条放在我床头，他就走了。

后来我知道，他身上带了一盘磁带，一封写给邓小平的24页万言长信，还有一个条幅。他在给邓小平的信里写着，六四的事情，中央和学生都有责任。他提了四、五条建议，提出要重新评价六四，给死去的年轻人的家长一定的补偿，允许海外的流亡学生回国，等等。

六四前，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听说他到了那里，刚展开条幅，一大群警察就围了上来。跟来的美国和日本的两位记者也被一起带走了，他们的照相机当场被拿走，胶卷扯出来曝了光。那位美国记者被打残了，从此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留下了一个纸条，就再也没有回来。我问孩子，孩子说，她也不知道，也许爸爸到外地出差去了。

几天后，警察通知我去朝阳区看守所。在那里，他们问了我婚后的详细情况。最后，一位警察说：我们觉得您先生有精神病。请您在这张纸上签个字。这时，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以前苏联的事情。我在那张纸上写上：我先生没有犯过精神病。然后签上了字。他们急了，跟我吵了起来。他们说：“我们通过最先进的仪器检查，您的爱人是有精神病的。”我问他们，用的是什么先进仪器？他们答不上来。然后说，他们给他做了一些题，确定他有精神病。我不想吵下去。我说：我该走了。站起身就走了出去。

接下来，我到了他们分局，找他们的有关负责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跟我说：89年到现在都3年了，没有一个人去天安门，只有他一个人去了，还打了横幅，这不是精神病是什么？后来又说：其实他的行为是反革命行为。但我们给他定为精神病。因为精神病是受保护的，否则就要判刑。您是共产党员，您得跟我们配合。他们对我说，我先生个把月就能出医院。

那时，我们的女儿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跟她说爸爸出差了。有一次，王丹他们到我家来谈事。我女儿在房间里做功课，她有心开了一条门缝。结果听到了我们说的话，她嚎啕大哭。王丹他们就安慰她，骗她说，那说的不是你爸，是另外一个朋友。

我女儿才那么点大，可我根本顾不了她。学校要上班，还要值班。先生的事我要到处奔走。后来我在学校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每次去上班要打卡。那么多人都不打卡，就我一个人打卡。我怎么受得了。我就申请了提前退休。有时在外面找事情，打点工。但在哪里都打不久。走到哪儿都有人跟踪我，也许他们也总去跟我打工的单位说，我是什么人。然后，人家就不敢要我了。我楼下老有人看着，24小时值班。节假日，朋友来找我都不让进。

每次国外重要领导人来了，比如克林顿，或者后来的布什，他们就把我安排到郊区去，怕这些外国领导人找到我。有时去四季青公社钓鱼，有时去周口店看化石展。小警察对我说：希望你配合我们，也算给我们一口饭吃吧。外国记者经常打电话来要采访我，有时也当面采访。克林顿、布什他们的随行人员也给我打过电话，我听不懂。后来也由会汉语的给我打过电话。

我先生被关在房山县的安康医院。这是公安部门办的一个精神病院，在周口店还往下走的地方，很远。我先生神经很坚强，那么多年跟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好几个人一个房间，他脑子仍然很清楚。他很关心外边的事，也知道你们德国之声。

1999年，中国50年大庆时，放我先生出来一段时间。分局、派出所、医院分别列出几条，要我们签字保证。加起来一共给我们规定了34条，其中包括要笔头汇报，不能跟人接触。大庆结束后，他又回到了医院。

2002年，4月份的时候，市局找我，说想让我爱人出来，让我们提条件。我先生提了三条：1，去美国；2，出去后要有人身自由；3， 给他母亲寄一点钱。我补充了一条：要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我们一定补偿。我把我们的条件交给派出所，让派出所上交。一个月没人理我。

后来市局下来俩人。他们对我说：您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不容易。我们想放您爱人出来，但是您要写保证书。想起50年大庆的事，我一肚子的火。我说：我们不会做出格的事，但是保证书不能写。入院都10年了，连个诊断书都没有给我。如果说是判刑吧，也没有审判书。这到底算是什么？我不反共产党，但你们欺骗了我们10年，什么手续都没有就关了10年，还要让我们保证这个保证那个？我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要去天安门游行，我要发表文章。后来，2002年8月4日，我写了“为良心犯丈夫王万星呐喊”，发表在网上。

两年前，我们的女儿高中毕业，就到德国读书。去年，我申请到德国探亲。一本护照，折腾了半天都办不下来。我跟我原单位的人说，现在办护照那么容易，为什么我的护照就是办不下来。他们跟我说：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是克林顿和布什要见的人。

今年2月，我来到了德国。我本来就是来探亲的，完了要回中国。我不接受任何采访。可是有的记者（据说是法轮功的）偷偷地给我录了相，还发表了文章。后来他们听说我要回国去，急了，跟我说，已经发表了您的录相和文章，您不能回去了。这可是把我给坑了。我能够理解，他们就是想挣钱。我跟他们急又有什么用？

我不得不在这里待下来。我和女儿都给政府的有关部门写了信，也收到了一些回信。施罗德总理和劳总统到中国去之前都找过我，施罗德总理把我的信带给了中国政府。我在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上看到过我先生的名字，我也听说，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在大会上还对中国代表团说：如果你们不放王万星出来，我们就不承认你们中国有真正的精神病院。

一些同情我们的人给我们汇了款。我都放在银行不动。这钱是给我丈夫的，我们欠了人家很多钱，我不能动。德国政府给我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住房（据说是7平方米），很小，但能住就行了，还每个月给我一点钱（据说是200欧元）。

我不反中国共产党，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始终没有被开除，因为我不反他们。我不喜欢政治，我先生做了些什么我从头到尾都不清楚，我没研究过他的观点。我只希望共产党有一定的姿态。到现在已经12年了。那时我女儿小学5年级，孩子多痛苦，没父爱，也没母爱。我要为家庭的生活奔波，要为我先生奔波，还要管四位老人，顾不了孩子。共产党怎么样，我不管它。当然我希望中国应该有民主的阳光。我希望中国的建设有更大的发展，中国人确实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失业的人有工作，大家有饭吃。我是爱国的，希望中国好。

我只想说（微泣即止）：给我先生自由，让我们一家团聚。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平心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