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有女万事足

瑞典父母心怀秘密喜好：要生，就生个女儿。当然，他们是绝对不会这么说的，毕竟，男女平等是瑞典国的理想之一。然而，人口学家却可以从人口统计中看出这一喜好，而且只要细看一下已有两个同样性别的孩子的父母对待第三胎的态度就行了：什么样的父母更倾向于生第三胎以期得到另一个性别的孩子呢？从统计角度来看，瑞典的区别是明显的：两个男孩又会得到一个弟妹的概率比两个女孩的要大5%。

这种喜好上个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在瑞典及其邻国挪威和丹麦。在此之前，无论是男是女，其受欢迎的程度是一样的。令人惊异的是，对女孩的这种渴望并没有传染到芬兰。芬兰父母假如已有两个男孩，则再怀第三胎的概率会降低几近10%。

自从这一发现公布以来，人口学家就在捉摸是什么原因导致了80年代的这一观念转变。在德国罗斯多克的马普人口研究所工作的瑞典学家安德松(Gunnar Andersson)通过一条很大的弯路靠近了这一问题。他仔细研究了人数不多的两群人，一群是芬兰到瑞典的移民，一群是生活在芬兰的瑞典少数民族。

头一眼看去，这样的选择可能显得有些奇异，不着边际，但实际证明安德松及其两位同事的这一课题设计非常独到，因为它可以为长久困扰人口学家的一个问题，即文化环境对繁衍后代之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提供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回答。

研究结果表明，这个影响非常大。例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移民瑞典的芬兰女性就还像“真正的”芬兰人一样，今天还是更喜欢男孩，而且在统计学上表现出的喜欢程度和其祖国芬兰今天的情况不相上下。但有一点限制，那就是幼年移民瑞典的芬兰女性，成年后的喜好就和瑞典女性更为接近。显然，适应他国的“生育文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安德松解释这一结果说：“在哪里度过童年，哪里的影响相对就大。”

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安德松研究的另一群人身上：在芬兰生活的瑞典人。几百年来，他们就生活在过去曾属于瑞典的一个省份。虽然他们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但是他们对后代的想法却入乡随俗，和今天“真正的”芬兰人一样，更喜欢男孩，就像第三胎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有了两个男孩，他们便“心满意足”了。

谁如果阅读安德松他们的这份研究报告，谁就会预感，父母的愿望恐怕是很难改变的：文化环境对生育观念的影响可以持续十几年、几十年。要想有所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此外，就数据质量而言，人口学者也一定会对安德松及其同事羡慕不已。北欧国家的户籍登记内容如此出色，以至于科学家们可以它们为依据，得出极其精确的结论。研究报告的作者轻描淡写地写道：“我们研究的数据包括曾在1971至1999年间生活在这两个国家的所有人的信息。”

谁如果想研究德国的类似课题，谁就将必败无疑：利用德国官方的统计资料，学者们连德国有多少老大、多少老二、多少老三的结论都得不出来，因为德国户籍登记的不是“每名妇女所生的孩子”，而是“现有婚姻所生的孩子”。假如一名妇女再婚，户籍登记的孩子数自动就会更新。因此，德国人口学者不得不依靠问卷调查，结果众所周知，那就是有关德国人口的看法纷纭，但有科学依据的知识却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