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特殊道路”效果究竟如何？

（德国之声中文网）4月樱花绽放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人们在树下三三两两地聚集，也有年轻人一伙人坐在一起。而当时，欧洲其它地方正在实施严格的社交限制禁令。

瑞典政府建议，人们自愿保持距离，保持理智。尽管政府对这一“特殊道路”颇为自豪，但相对于居民人数来说，死亡人数却很高。

九年级以下学校、幼儿园开放

在疫情期间，瑞典九年级以下的学校和幼儿园仍继续开放。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一所幼儿园，过去三个月没有关门过一天，也没有出现感染人数上升的情况。幼儿园老师布鲁恩（Pernilla Bruhn）说：“我们今年在户外玩耍的时间特别长，孩子们今年也特别健康。我听说，其它幼儿园也是这样。”

饭店对外开放，没有出门禁令，也没有规定必须戴口罩。诉诸人们的自我防护，而不是实施禁令。瑞典、特别是该国的“明星”病毒学家提格内尔（Anders Tegnell）由此受到了许多关注。

“我们允许学校继续开放，这一点运作很好。没有产生任何消极影响。社会的其它部门也得以继续运作，而没有很大的消极后果”，提格内尔说道。

养老院和护理院

然而，没有“封锁”措施之下，病毒在瑞典得以更快地传播。后果之一是已有4403人死亡。就死亡人数在居民总人数中所占比例而言，瑞典是疫情中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原因之一是，瑞典的养老院和护理院出现很多病例。不少家属如今也提出了严重的指责。安德森（Thomas Andersson）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要不是自己强烈干预，他的父亲可能也会因新冠病毒而死亡。安德森说，给他父亲做检查的是一位护士，负责的医生因为没有时间所以用电话问诊。医生的决定是，给安德森的父亲服用吗啡，让他可以平静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我们的老人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是他们建立起我们的医疗体制，但他们却无法享受这一体制。我并不想声称到处都这么糟。但我觉得，到处都缺乏资源”，安德森说道。安德森采取了一切的措施，让他父亲能重新接受治疗。最后，他的父亲活了下来。

斯卡舍（Anna Skärsjö）了解这样的情况。她在哥特堡从事护理工作。在护理行业，多年来一直采取节约措施。一些护理人员带病工作，因为他们是按工作时间领取时薪。在疫情期间，对于防护装备也缺乏清楚的规定。

作为社区工会成员的她说道：“人们对这种病毒的了解时间还不到六个月，在这种情况下，仅规定最低级别的防护措施，这让我和其他密切接触病人的同事感到难以理解。”

卫生标准首先是由国家卫生部门制定的，病毒学家提格内尔也参与其中。如今，他也承认有错误：“毫无疑问，消极的方面包括，死亡人数高，我们迄今没能更好地保护在养老院和护理院的人们。现在那里的病例数减少了，但我们和其他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经济仍受重创

在经济上，瑞典也遭受重创。酒店、餐饮业的顾客寥寥无几。失业人数上升。作为一个出口国家，瑞典对国际经济形势十分依赖。至少在经济方面，瑞典的“特殊道路”并未产生帮助的效果。

如何评估？

那么，高死亡率、经济谷底、很多人失业，瑞典的道路是否失败了呢？德广联驻斯德哥尔摩通讯员史蒂希勒（Christian Stichler）表示，一方面，瑞典人认为在疫情结束后才能作出总体的评估，但另一方面，特别是与邻国挪威、丹麦相比，死亡病例数很高。此外，所希望的“群体免疫”并未实现。病毒学家提格内尔和他所在的机构此前预计6月就可能至少在斯德哥尔摩实现“群体免疫”，但新近的研究显示，仅7.5%的斯德哥尔摩人体内有抗体。

而对于学校、幼儿园开放的效果，史蒂希勒表示，目前尚未有学术研究。不过，三个月来，瑞典学校没有出现群体聚集性感染的情况。其它北欧国家也有类似的结果。冰岛5月以来允许16岁以下的学生返校复课，没有限制措施。丹麦的小学复课已经六周了。那里的病毒学家也表示，没有出现学生感染上升的情况。挪威上周也取消了学校内的社交距离要求。所以，在学校的应对措施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持有十分相似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