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来信：社会冲突尖锐化究竟谁之过？

十天之内，三个地方发生三起大规模民众骚乱：一起在重庆万州，因为一件平常口角引发数万人连续两天冲击区政府；一起在四川汉源，万名当地群众反对建设水电大坝，除了在大渡河截流现场静坐示威，也包围了县政府；一起是回汉冲突，一桩普通交通事故却酿成多人死亡的大规模械斗，数万回民也从外地赶来声援。

三起冲突中，当地政府都调动了大批警力封锁和镇压。中国国内媒体，只对万州事件做了选择性澄清，对汉源事件和中牟事件则完全未见报道。尽管如此，许多网友特别是那些当地网友，给我们写来他们的亲身见闻和自己的思考。从网友对事件真相的补充以及评论来看，这三起事件表面上似乎无关，其实紧密关联，在在暴露了中国的社会危机，情形犹如法国大革命前夜，如一位网友所说，“官府腐败，民怨沸腾，一触即发”。

河南中牟回汉冲突

尽管德新社记者兰德维尔在中牟回汉冲突现场和外围奔波采访，连续发回多篇报道，但读者在肯定的同时，也认为兰德维尔对事件背后社会根源的发掘有失偏颇，不符合他们的当地经验。

一名姓刘的网友说，“其实此次冲突是在中国大陆很常见的村间械斗，特别是河南这种地方，农村多，很容易村间就起冲突，几千年来如此。贵网也不必大惊小怪的联系到什么民族啊，经济不平衡啊。。这些问题的切入点有很多，太大惊小怪就容易变成VOA。贵网我还是很喜欢的，一直比较客观和中立，希望继续努力。”

一位对中牟颇熟悉的苏网友给我们讲了一个亲身故事，暗示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本身可能就是频频爆发的回汉冲突的制度根源：“大约是1996年，我在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的一个饭店，同商丘市检察院一位朋友一起吃饭，这位检察院的朋友身着便衣。邻桌有1个年青人也在吃饭，可能这个年轻人是认为我们说话的声音大了，非常嚣张地骂了我们了几句，我当时非常奇怪而愤怒，他一个人何以如何之狂，回了他几句。不料这个年轻人起身到饭店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就冲出来，我赶忙拿起凳子准备战斗，我的检察院朋友示意我别动，就在那个年轻人快冲到我们桌子前举刀下砍时，我的检察院朋友从身上掏出手枪”拍”地放到了桌上，此时年轻人象演小品般地愣住了，‘噢，我不知道你是公安’。我朋友说‘我要不是公安你就可以行凶吗？’年轻人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我是少数民族’，尔后离开。此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回民。”

无疑，中国回族内部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用社会学术语说，就是有着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这意味着广大回民无论经商致富还是解决纠纷都是依靠这种强烈的内部认同和社会网络，但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间显然缺乏同为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的社会认同，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缺乏普遍的公民权利保障、社会权利保障以及共同文化认同机制，缺乏普遍有效的解决普通民事纠纷的法律仲裁机制和对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恐怕是民族矛盾的真正根源，才导致一桩普通民事责任纠纷酿成大规模暴力冲突。

一位李网友正是在这个层次上表达了他的忧虑，“依法治国，不管是汉民也好，还是回民也好，一律以法解决，不能有任何袒护某一方的行为，否则这类事情今后不仅会发生，而且还会升级。”

万州骚乱和汉源冲突

有不少汉源当地网友来信说，“ 报道很真实!!”，有网友说，“我非常非常遗憾痛苦地同意该文章的观点！”他们同意德国媒体的分析，即“如果北京不正视公民们发出的要求社会公正的呼声，那么这个定时炸弹将会引爆”，并提出，“中国民怨已达警戒线，只有多党(制)才可分散(社会冲突)焦点”；“中国政府在发展和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应当建立与之配套的宪政体制，从根本上去解决体制问题。”

在网友看来，汉源瀑布沟水电站工程就是由这样一起明显存在利益冲突的公共决策引发的公众不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落后，已经严重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全民利益的复杂协调。

M网友告诉我们，中国民众已经开始具备清醒的公民主体意识，事件责任几乎全在地方政府的贪婪和无能：“政府失信于人民，在对赔偿问题没有任何磋商的情况下，下令瀑布沟电站的大坝修建继续开工，寒透了移民的心，到现在为止，有不少官员还依然要求移民做贡献，可贡献到底给了谁？国家？公司？企业？可谁来关注一下那些即将返贫的移民？为他们实在的办点事？有吗？”

有网友在11月5日来信称，“11月3日至现在，冲突仍在继续! 武警进驻, 消息已封锁。有人死亡!”

那么如何解释惊心动魄的万州事件呢？一位姓杨的网友从勒庞的“暴民心理学”角度为我们做了社会心理分析：“关于万州事件，事实上是一次在中国十分常见的社会情绪的剧烈爆发而已。。。中国人--即没有享受到各种权力带来的好处的中国人，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中，一方面他们对这种‘秩序－现实’表示愤怒；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无能为力。除了个别积极分子外，大部分人在面对此类事件时，如果不能保证自己在事后并不受到官方的惩罚，他们是不会愿意参与乃至多说这种事情的。他们更愿意忍耐。这正应对了大团体中的个体的行为困境。万州事件，对于万洲的愤怒群众来说，有一个值得参与而很可能逃避惩罚而又可以发泄愤怒的行动机会,他们就会起事, 而对于其他城市的群众, 则因为不可能拥有这种机会,所以他们不会多谈。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城市一夜间突然暴动但是对其他城市却没有影响的原因。”

(雨潇综述)